第十五章从明至清的忠君思想（第7/21页）

康熙帝的对策最初是安抚。7月4日，他颁布了一道特谕，答应耿精忠如果投降便可获得宽赦和高位。当然，康熙帝最担心的是耿精忠会与台湾郑经的军队联合。幸运的是，耿精忠与郑经不可能结为联盟；事实上，在1674年和1676年，由于以往的争执，郑经的水师袭击了福建沿海的厦门及其他城市。但在耿精忠初起兵时，这并不是可以预料的；此时清廷则焦虑地等待着耿精忠的答复。1674年7月28日，清廷未见任何回音，遂将江南绿营兵调往杭州，并令努尔哈赤之孙、康亲王杰书全权负责平定耿精忠。然而，总兵曾养性的部队对浙江北部的进攻势如破竹（到年底只有杭州还在杰书的手中）；耿精忠也在江西东部连获大捷，致使康熙帝不得不考虑对台湾郑氏政权作出让步。1674年夏、秋，是清廷占领北京30年以来最不景气的时期。华南大部分地区落入叛军之手；吴三桂甚至建议康熙帝或者自杀，或者返回东北（在东北“准”其攻占朝鲜）；达赖喇嘛则提出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

这段时间被康熙帝称之为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经历之一，但当时他毫不动摇。1674年4月，他下令动员所有满、汉、蒙军，最后集结了20万八旗军和40万绿营兵，以武力镇压叛乱。5月18日，吴三桂的书信传到北京，书中语气傲慢，并自夸已收复了原明朝领土的1/3。康熙帝大怒，下令处死被扣为人质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但从清廷的角度来看，在以后的几个月内，局势还将进一步恶化。在山路崎岖的四川，总兵王屏藩叛变，并宣布与吴三桂结盟。康熙帝令陕西将领王辅臣（原来也是吴三桂的部将）进攻四川，但他反于1674年12月叛变，并于次年初攻占了甘肃东部地区。由于兰州落入叛军之手，清廷与甘肃西部忠于清朝的张勇的部队失去了联系。1675年4月19日，蒙古察哈尔部在布尔尼的统领下起兵，并威胁着沈阳；仅仅是由于运气好，亲王鄂扎和大学士图海才率领一支由缺乏训练的旗人、临时召集的家仆和庄奴组成的乌合之众，设法保住了这座清朝旧都，使之免遭劫掠。1676年3月，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公开承认他接受了吴三桂所封的辅德王称号，从而参加了反清叛乱。尚可喜还活着——并仍忠于清朝——就被他的儿子推到一边，不久他就一命呜呼，把广东留给了那个发誓要推翻清王朝的有名的虐待狂和杀人魔王。

但是，大多数汉人仍然忠于清朝。这部分是由于吴三桂的形象——他曾叛明降清，而如今又再次投机反清——实在令人厌恶。甚至连顾炎武这样一个坚定的明朝忠臣也不能宽恕吴三桂先前的背叛，说他现在的反叛“蠕动尔外，岂有它哉！”因此，江南这一全国的经济中心仍在清朝的牢固控制之下。由于江南财富在其掌握之中，加上北方纳赋地区和已收至中央府库的各省积银，清政府能够为其军队提供充足的粮饷和装备昂贵的火炮。叛军则因被切断了与长江下游的联系而感到财力不足。当然，湖南也是盛产稻米，但吴三桂的赋税超过了当地人民的承受能力。西北的王辅臣则发现他的军队几乎不能得到粮食或增援。1675年，三藩实际上只在战术上赢得了这场内战的胜利。战略上的胜败将取决于双方的物质资源，以及康熙帝保持汉族地区将领，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西北将领之忠心的能力，因为清军必须从西北直插四川和湖北。1676年，由于西北各省具有关键性作用的汉军各旗和绿营兵将领的殊死支撑，战略形势开始向有利于清朝的方面转化。1676年7月11日，王辅臣在清军围困下粮草俱尽，遂降于清朝，从而为清军进攻四川打开了通道，并使湖北的清军能腾出力量对付吴三桂。

耿精忠也逐渐感到粮饷不足，很难坚持下去。他的将领开始拒绝执行命令，并且由于清军的矛头已转向他们，温州（浙江东南）的总兵曾养性和衢州的总兵马九玉不得不在清军对闽藩的强大攻势面前首当其冲。当耿精忠开始考虑自身命运——也许想到康熙帝曾答应他，如果投降便可得到宽赦——之时，他仍将范承谟囚在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