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专制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第18/30页）

杨雍建就是在1660年力主严禁党社的那位御史，故小野和子认为，这场朝议与早些时候的科场丑闻有直接联系。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2—343页。​

同时，杨雍建坚持认为官员的德行比才干重要。他建议任命孝行卓著者为知县或县丞。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51页。​

郑天挺：《探微集》，第99页；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01—102页；《清初的御史、摄政和皇帝》，第94—9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3、793页；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6页。在对南方文人小团体及官员们对它们的庇护行为进行打击的同时，清朝政府又竭力阻止士人与天主教传道士接触，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坚持正统观念的人，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清教徒，将天主教和佛教二者与缙绅阶级的堕落联系了起来。张履祥（1611—1674）在其《劝学》中写道：“近来士大夫多以僧侣为师。江南士人至今妻妾称徒于僧侣之门。自灾乱以来，钱粮甚乏，人虽不能堪，然僧侣聚以布道之处，日见寺观之建。”张履祥把佛教信仰描述成一种彻头彻尾的狂热，它已使江南人士中邪入迷了。对天主教的虔诚也是一样，它在杭州广为传播，外国传教士（他们起初是以数学家的身份出现的）已使人们抛弃了对祖先的祭典与儒家的礼仪。对张履祥来说，这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文化上的叛逆行为。官员们既背叛了君主，也背叛了他们的道德职责。他们“为夷人所化”。张履祥：《重订杨园先生全集》第二十七卷，第12页。清廷在阻止儒生与基督教传教士的接触方面，做得很成功。他们把天主教徒从缙绅们的学友变成了皇帝的顾问。正如杰内所指出的那样：“在满族人统治下，基督教神父们就不再像利玛窦一样，有机会参加哲学问题的讨论了。但在另一方面，北京的传教士很快就成了帝国中最重要人物的密友……而在明朝，他们却无法接近皇帝。”谢和耐：《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的中国哲学与基督教》，第14页。参见泽克这一重要的观点：“在保守的士人眼中，中国基督教徒的活动，至多被看作是与在政治上比较活跃的士绅文学党社的同类物；若从最消极的角度去看的话，那就等同于白莲教一类左道邪教了”。埃里奇·泽克：《中国第一次反基督教运动》，第192—195页。​

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60页；皮埃尔·科拉迪尼：《论清朝的内阁制度》，第417页。​

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60页；《贰臣传》第八卷。​

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6页。1660年起，允许大学士替皇帝起草诏书。当然，在鳌拜摄政时期，作为对所谓的顺治皇帝亲汉人政策的反动而重建满族政治制度之举，使殿阁大学士也被内三院所取代了。我希望我所描述的顺治皇帝的亲汉人政策，比史学家们以前所认为的要温和得多。1670年，康熙重置大学士。至1690年汇编的法律颁布后，内阁遂成定制了。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6—17页；又见吕元驄：《翰林院》，第31页。​

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60页；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23页。王崇简已于1658年7月18日被任命为吏部尚书。​

顺治审阅1658年殿试试卷时，最喜欢常熟孙承恩的卷子。当他得知1657年科场案中的一位作弊者也是姓孙的常熟人时，就问王熙这两人是否有关系。王熙应诺查询。他把此事告诉了孙承恩，孙承恩是他的旧友。实际上，如果旧友提出要求，王熙是愿意将此事遮掩过去的。但孙承恩决定说老实话。王熙就向顺治报告说，这两个人实际是兄弟。顺治为孙承恩的诚实所动，擢之为状元。邓尔麟：《科举政治》，第14—15页。​

吕元驄：《朝林院》，第26—27页。​

这也是康熙亲政后的特点。1684年，他去曲阜参见孔庙，《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为他引路。当他们站在孔子墓边时，孔尚任惊奇地想到：他竟与天子单独地在一起。“吾仅一叶之草也，何能与上独处？”后来康熙问他年岁几何，是否会写诗。36岁的孔尚任承认自己学过作诗，“因跪候上旨。天颜悦怡，频命起来。霁堂陛之威严，等君臣于父子，一天之间，三问臣年，真不世之遭逢也。”理查德·E·斯特拉伯格：《孔尚任与康熙皇帝》，第55—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