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空一缕余香在此奚啸伯往事（第5/8页）

一天，儿子终于开口了：“我要离开石家庄。”

奚啸伯惊惧又伤感，说：“你母亲死得早，我把你拉扯大，如今只有我们父子相依为命。如果你走了，留下我孤独一人，可怎么过呢？这儿的演出条件是差，可人家给我摘了帽子，我不能就这样走呀！”

就这样，奚啸伯把自己一条性命和全部艺术交给了石家庄。

【寂寞沙洲冷】

一九六二年，五十二岁的他，从艺整整四十年了。他毕竟有文化，觉得已经很有必要对自己走过的路，做一番整理。四月的一天，当同辈艺人还在忙活着登台唱戏的时候，奚啸伯已经在北京的家平坦胡同五号，开始口述历史，由弟子欧阳中石记录下来。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奚啸伯自己写的。全篇完成后，底稿留在欧阳中石手里，誊清一份后，他带回石家庄，准备将来作为《奚派艺术专集》的主篇。“文革”中书稿遗失，幸亏那份底稿在欧阳中石那里，保存完好。

一九六三年春，为了选拔赴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的剧目，河北省在省会天津市举办了盛大的现代戏汇演。那次共有六台大戏。有唐山的《节振国》、张家口的《八一风暴》和《杜鹃山》、天津的《六号门》等。此外，就是石家庄的由奚啸伯主演的《红云崖》了。每次看完一出戏，都要进行讨论，当时负责记录、整理会议发言的是尹丕杰先生。他虽是北师大毕业生，却又是个刚从劳教农场出来的“摘帽右派”。与会者都很清楚：《红云崖》这出戏绝无进京演出之可能，症结所在就是主演是个右派。

因料定《红》剧必遭淘汰，讨论会也开得冷冷清清。按照常规：讨论会记录稿要交给主持人，不料主持人不屑一顾地转身走了。尹丕杰正不知所措，忽见奚啸伯还在整理东西，便走过去说：“这记录稿交给先生好不好？”

奚啸伯脸一红说：“也好。”便接过去看起来。

少顷，他抬头问道：“这是刚记的吗？哎呀，这简直是一篇文章了，老弟的笔头功夫好了得！”然后低头又看了一会，遂抓住尹丕杰的手，说：“因为素未谋面，不知老弟的来历，请介绍一下。”

尹丕杰苦笑道：“我与先生政治身份相似，但根柢不同，先生是四大须生，我不过是饾钉小儒，在景县京剧团当编导，临时工而已，不值一提。”

奚啸伯沉吟不语，尔后话锋一转：“好，我单听听您对《红云崖》的意见吧。”尹先生谈了一大堆看法，还间杂提了一些修改建议。

奚啸伯听完，客气地说：“高见，高见。”又问：“您看过我多少戏？”

答：“不太多，但也不少。”

“请评一评。”

“不敢，不敢。”

奚啸伯一再催促，尹先生说：“这样吧，我只就先生的唱工写几个字吧。”便从记录纸夹里抽出一页白纸，写了“鹤鸣九皋”四个字。

奚啸伯看后，说：“过奖，过奖。”

尹又写了“雁落平沙”四个字。

“啊，知音。难得的知音。”奚啸伯显然有些激动。

“先生别急，还有几个字呢。”接着写道：“寂寞沙洲冷。”

奚啸伯半晌无语，后长叹道：“命该如此。”说着将写着字的纸片叠起来，想往衣袋里放。

尹丕杰夺过来，撕碎扔掉。说：“无知妄见，不值得您保存。”

奚啸伯苦笑着，说：“对，对。”这时，会议室早己空无一人。偌大一间厅堂，奚啸伯神情萧疏，显得有些孤凄。

自一九五七年后，他就是一个寂寞的歌者。

【听敌台】

一九六三年下半年，石家庄京剧团被派到束鹿县新城镇去搞“四清”运动。奚啸伯也去了，接受革命锻炼和考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时，江青已在戏曲界发号施令，大力提倡现代戏，禁演传统戏的风声一阵紧过一阵。大家都不敢用老戏吊嗓了。一天晚上，奚啸伯听半导体收音机，无意中听到播出一段老戏。

一听：“昔日有过三大贤，刘关张结义在桃园。弟兄们徐州曾失散，到后来相逢在古城……”这是《珠廉寨》里老生的唱段，越听越觉得像是自己在唱。

再听：“一来是老贼命该丧，二来是弟兄得团圆……”他确认是在播放自己的唱片，心里害怕，但越怕越要听。这是什么电台？他决定听完：“劝贤弟休回长安转，就在沙陀过几年，落得个清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