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中央对民族冲突事件处置不当（第8/9页）

（三）受害民族返回家园的问题难以解决

这是斯大林民族政策留下的后遗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接受这些受害少数民族的哈萨克斯坦领导人说：“对主要居住在苏联边境地区一些民族的全体人民开始进行残酷的镇压。他们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指控为带有‘卖国情绪’。爱好和平的人们，大多为老弱妇孺，被紧急地（甚至不让他们收拾个人用品）装进运牲口的车厢遣送到我们的草原。仅在运转期间就有数万被驱逐出境的人由于冻饿或患病死去。当时被强行迁到哈萨克斯坦的有1.85万户远东朝鲜人（保存下来的统计资料中只有户数）、近80万伏尔加河沿岸的日耳曼人、来自苏联西部的10.2万波兰人以及50.7万北高加索居民。克里米亚鞑靼人、土耳其梅斯赫特人、希腊人、卡尔梅克人以及苏联的其他一些民族也遭到放逐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厄运。”^{[72]赫鲁晓夫时期为受害民族恢复了名誉，但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1987年民族主义活动接连不断，但还未形成规模，组织程度也不高。克里米亚鞑靼人要求重返克里米亚，其人数有35万人，1987年夏天，数以千计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要求获准回到克里米亚，他们打着“无祖国，毋宁死”的标语走在莫斯科街头，在中央委员会大楼对面的花园中安营扎寨，戈尔巴乔夫承认他们的权利，但又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50多年过去了，克里米亚已经发生了变化，鞑靼人被斯大林驱逐后留下的空白已经被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所填补了。

“早已‘冻结’的民族冲突和受迫害民族的痛苦遭遇就这样闯入了国家的政治生活，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安排改革的日程，打乱了戈尔巴乔夫想为改革规定的进度表”。^{[73]1987年7月9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鞑靼人重返克里米亚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认为恢复克里米亚自治体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应该从实际出发，他表示“应当在乌兹别克斯坦为鞑靼人创造丰富多彩的生活条件，给他们以关怀。那些已经抵达克里米亚的，就让住在那里好了。而且也要给予帮助。但要做鞑靼人的工作，要他们不再往克里米亚迁移。要号召人们从实际出发”。[74]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解决这一问题，其成员有葛罗米柯、谢尔比茨基、沃罗特尼科夫、乌斯曼霍贾耶夫、杰米契夫、切里科夫、卢基扬诺夫、拉祖莫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委员会与乌克兰领导人决定让一部分鞑靼人返回克里米亚，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直到1989年全部鞑靼人才获得了返回克里米亚的权利，但不恢复克里米亚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地位。如果居住在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其他共和国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被准许回到克里米亚，中央要求乌克兰领导人解决这一问题，但他们提出要求移民迁出的共和国付给乌克兰一笔补偿费，足够移民修建住房和发给交通费用，但是哈萨克斯坦坚决反对。纳扎尔巴耶夫认为，“哈萨克斯坦给这些人提供了安身之地，提供住房和工作，又没有提出将他们强制迁出的问题，有什么理由应该支付补偿费呢？恰恰是中央应当筹措经费来安置回乡的人”。[75]}

鞑靼人问题没解决，德意志人的问题又出现了。1988年2月28日政治局会议上，雅科夫列夫谈到了德意志族人的问题。德意志族人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开始在这里定居下来的，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享有免服兵役的权利，后来，在亚历山大二世时代这一特权被取消了。定居下来的德意志族人总共有40多万。卫国战争前夕，斯大林将居住在苏联西部地区的德意志人、波兰人等集体强迫迁往东部地区。40多万德意志人被强迫迁到库伦达大草原上，它在苏联西西伯利亚的南部，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高度在100～250米。境内有苦咸水湖库伦达湖，蕴藏芒硝。

一部分日耳曼人要求恢复伏尔加河区日耳曼共和国，曾存在于萨拉托夫州境内。纳扎尔巴耶夫回忆说：“为放逐到哈萨克斯坦的伏尔加河区日耳曼人恢复政治名誉和公正的问题，我不得不进行无数次的谈判。事情的复杂性在于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开始了恢复伏尔加河区日耳曼人共和国的斗争，战前该共和国一直存在于俄罗斯现萨拉托夫州境内。另一部分人怀疑这一想法的现实性，便要求我们协助他们尽快移居德国。还有第三部分人，他们对生活的看法更现实一些。他们要求国家帮助他们复兴传统、语言、文化，同历史上的祖国建立更密切的文教和业务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