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文化政策的演变（第3/4页）

苏共这个时期面向国内的文化政策，是不断加强僵硬的控制。1965年9月，《真理报》主编А.鲁米扬采夫发表《论知识分子创造性劳动的党性》一文，提出应进一步处理好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强调要反对对艺术创作的“粗暴的行政命令”和“繁琐的监督”，主张要“让各种学派、风格、体裁存在，让它们进行竞争”。^{[58]从本质上说，这篇文章的精神是同1925年俄共（布）中央关于党的文学政策决议相符的，但该文一发表，作者就立即被解除《真理报》主编职务。这表明，他的文化政策主张是为苏共领导所不容的。此后，苏共的文化政策更一步步走向僵化。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趋势更加明显。1972年1月21日苏共中央做出《关于文艺批评》的决议，指责各报刊对评论工作“要求不严”，对揭露资产阶级文化和“颓废派”“不够积极彻底”，要求“调配干部”，以“加强编辑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和编辑部”。[59]这一决议的确正像《真理报》专论所说，成了苏联文化界“长期的行动纲领”，在以后“很多年里决定着我国文艺批评思想的发展”。[60]以后连续数年每逢该决议发表周年纪念日，苏联作协总召开会议检查决议执行情况，号召“进一步加强斗争”和“进一步加强管理”。}

1972～1982年间，苏共中央在关于电影、新闻、群众政治教育、宣传干部培养、文艺创作等数十个决议中，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强化了对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的监督和控制。但由于恪守过去那一套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理论和方针，充其量配以“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作料，所以许多工作除靠行政强制手段加以暂时抑制之外，都往往流于形式而收效甚微。

第三，文化工作方式发生倒退，除没有采取30～40年代那种大规模的群众性镇压外，行政制裁和特定镇压措施不断加强，一些文化工作方法和手段又退回到了1953年以前的传统做法。

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这样做，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这个时期距斯大林时期并不遥远，这个时期的许多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大多还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许多机制和传统都还保留了下来。只是经过赫鲁晓夫时期对个人崇拜时期大规模镇压的揭露，这时的领导人已不愿、也不敢再承担这种镇压的责任。不仅政治领导人不愿这样做，就连安全部门的领导人也害怕再把自己同贝利亚或叶若夫钉在同一根耻辱柱上。但是面对思想文化界的活跃和一些人的“不轨”行为，仅用党内追究、开除党籍、剥夺公职，又不足以威慑所有人。这样，就需要采取介乎行政处分和个人崇拜时期大规模镇压之间的某些中间手段。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些手段得到了某些发展，比如，社会隔离，精神治疗，驱逐出国，剥夺国籍，等等。这些镇压措施比逮捕、审判要精致讲究，也更有效一些，波及更广的范围，扩大了打击面。

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待官方认为的“不轨行为”和持不同政见者，除对少数人加以逮捕、关押之外，大多采取了上述手段。60年代下半期至80年代初，苏联思想文化界一些作家、评论家和学者，因发表与当局立场相左的文章，出版为官方不容的著作，举办与官方某人趣味不同的画展，或因主张民族文化独特性、反对强制推广俄语和俄罗斯化等而遭受批判、警告、查禁、行政处分和上述刑事治罪的，人数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数量。

此外，由于斯大林时代造成的与外界的隔绝状态，加上思想理论僵化带来对西方科技发展认识上的滞后以及体制上的障碍，苏共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拖延并扼杀了苏联的科学技术革命。本来苏联学术界认识科技革命重要性的时机并不算晚，早从60年代初苏联学术界就发出了这样的信息，后来甚至不断催促领导抓科技革命，苏共领导虽在70年代初提出了科技革命问题，但召开专门讨论科技革命问题的中央全会却被推延以至停开了，这就在苏联时期最终扼杀了科技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