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文化管理模式的确立（第5/7页）

但是，斯大林容忍不了人们的这种情绪，更容忍不了社会改革的要求。他习惯的是永远拧紧社会的螺丝钉。因此，斯大林一面对这种社会情绪，就视为一种严重危险，于是，便心起疑虑，要发起一场大规模的镇压运动。

1946年8月9日，斯大林召见列宁格勒文艺界人士，点名批评《星》和《列宁格勒》杂志以及一系列作家。接着，从这年8月中旬到1948年2月，由联共（布）中央分别在文学、戏剧、电影和音乐四个方面一连发表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1946年8月14日）、《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其改进办法》（1946年8月26日）、《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1946年9月4日）和《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1948年2月10日）等四个决议，对文艺创作和演出中的所谓“不问政治”、“无思想性”、上演“洋”“古”剧目、追求“形式主义”等，进行了严厉批判。同时，由主管意识形态的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亲自出马，解释中央决议，进一步上纲加码，对文艺界的许多作家和作品展开了声色俱厉的斗争。

文艺界的批判首先开始于1946年8月对《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发难。批判的主要对象是人们喜欢的讽刺幽默作家左琴科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由于上述两杂志为他们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自然它们也成了攻击的目标。左琴科被“决议”谩骂为文学上的“无赖和渣滓”，指斥他“专门写作空洞的、无内容的庸俗的东西”，“专门鼓吹腐败的无思想性、低级趣味和不问政治的习气”。他的作品《猴子奇遇记》被无端地说成是“以丑恶的漫画形式描绘苏维埃制度和苏联人”。^{[35]阿赫玛托娃则被日丹诺夫痛骂为“一去不复返的”“古老贵族文化”的“残渣”，称她为“并不完全是尼姑，并不完全是荡妇……而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36]“决议”将她论定为“与我国人民背道而驰的空洞的无思想的诗歌的典型代表”。[37]她的诗作被视为表现“为艺术而艺术”的、“不问政治的”作品。发表他们作品的《星》和《列宁格勒》杂志则被指责为“自由主义”，丧失了“责任感”，发表的作品渗透着“对现代西欧资产阶级文化俯首崇拜的精神”。[38]与此相联系，“决议”还同时点名批判了一系列作家和作品。对于同两杂志有关的责任者，包括上自联共（布）中央宣传部、苏联作协理事会及其主席吉洪诺夫，下至列宁格勒市委和两杂志负责人，一一进行了点名批评，最后采取行政措施，勒令《列宁格勒》杂志停刊，《星》编辑部改组。尔后又假手苏联作协主席团决议，开除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的作协会籍，剥夺他们发表作品的权利，接着又开除了左琴科的公职，迫使他为谋生而就职于一个皮鞋生产合作社。}

关于戏剧的决议矛头所向，主要是指责“过分热衷于上演历史题材”和“外国资产阶级剧作家”的剧本。^{[39]“决议”在批评戏剧演出状况时，竟一口气点名或不点地批判了十几个剧作家及其剧作。}

在关于歌舞和音乐的决议中，措辞更加严厉，对整个音乐界，包括上自苏联部长会议艺术工作委员会、作曲家协会组织委员会，下至一系列音乐家，特别是所谓“形式主义作曲家集团”^{[40]，无不进行批判，并且指出，在音乐界“俄国现实主义音乐的敌人，颓废的形式主义音乐的拥护者，在批评家中间占着领导的地位”。[41]决议把所谓“形式主义倾向”径直定性为“反民主的”、“反人民的倾向”，因而向“坚持形式主义的反人民的倾向的作曲家”进行讨伐，痛斥他们的音乐“强烈地发散着当代欧美现代派资产阶级音乐的气息”。[42]同时还特别谴责了现代派和革新派的所谓“形式主义”音乐和“形式主义作曲家集团”，这包括了后来被公认为“苏联一代音乐典范”的杰出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在内的一大批作曲家。}

有关电影的决议提出了粉饰生活的一系列“公式化”标准，对一批著名导演和电影艺术家以及电影部直属艺术委员会提出了严厉批评，并决定禁映《灿烂的生活》第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