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国际背景(第5/7页)

[51]随着对斯大林惨无人道大清洗揭露的不断深入,一种怀疑和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强调“神圣的不是社会,不是国家,不是民族,而是人”的人道主义思潮潜流逐渐凸显。[52]虽然这种力量当时还很弱小,但它却是在不断壮大和发展的。可以这样说,当时的这股潜流就是日后勃列日涅夫时期持不同政见者的先驱。

(四)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意识形态与领导体制的僵化

1964年10月14日,通过一次宫廷政变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成为第五位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与赫鲁晓夫不同,在他执政的18年间(1964~1982)刻意求稳,尽量避免赫鲁晓夫时期大起大落局面的出现,稳定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最大的特点。正是这种不求上进的稳定,使惰性和停滞不前风气逐渐滋生、蔓延,导致社会结构凝固与意识形态全面僵化,歌舞升平的表象背后是越积累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各种问题。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继续坚持解冻方针还是全面倒退,重新恢复斯大林地位的争论相当激烈。1968年苏联出兵镇压了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后,意识形态的保守思潮开始泛滥。“1968年年底,在文化领域里保守势力的进攻加强了……1969年国家文化生活出现了转折”。[53]1969年3月,苏共中央几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在《共产党人》杂志发表文章,批评一批历史学家背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原理,主张加强思想领域反自由化的斗争,很快代表改革思潮的《新世界》杂志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被迫辞职,斯大林主义开始全面回潮。

与此同时,苏共中央多次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在政治局讨论意识形态的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尽快编写一部由党中央奉献给党和人民的党史教科书,必须“加强对发表的东西、出版的东西进行监督,应当加强对我们工作中意识形态方面的监督”。[54]为了落实勃列日涅夫的指示,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和对不同于官方的异己思想进行斗争,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思想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专门成立负责知识分子工作,以及“组织反间谍工作去与境内的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的第五局。[55]在强化国家安全部门权力的同时,政府还积极发挥那些长期延续下来的行政机构的监控职能,扩大保密范围,不断加大书报检查力度。这样一来,使任何新的思想和不同于政府的主张都很难面世。

1967年11月,勃列日涅夫在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我国建成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劳付酬的原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56]此后,在1970年列宁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和二十四大上,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被一再重申,甚至还把“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内容写入1977年的苏联新宪法之中。在大力宣传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勃列日涅夫还为苏共制定了新时期奋斗的主要目标,即在苏联建立“无阶级社会或称不分阶级”的社会。

勃列日涅夫执政中后期,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体制日趋僵化,官僚主义盛行,权力高度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风气愈演愈烈。1977年勃列日涅夫打破党政职位不得一人担任的规定,以总书记的身份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同时,根据新宪法增加的条款,他又成为当然的国防委员会主席,一人兼任三个职务,独揽了党、政、军大权。同时,勃列日涅夫稳定干部队伍的政策逐渐导致干部事实上的终身制,尤其是高级干部表现最为明显。中央委员重新当选率不断升高,“二十三大——79.4%;二十四大——76.5%;二十五大——83.4%;二十六大——89%”。[57]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除了与勃列日涅夫有矛盾的人之外,基本上是连选连任。伴随着干部职务终身制的泛滥,苏联开始出现老人政治现象。“1952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55.4岁,书记处成员平均年龄为52岁……到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时,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70岁,书记处成员平均年龄为68岁,核心成员的平均年龄高达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