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路线在二十大的阐释与确立(第5/7页)

[16]莫洛托夫在1957年6月全会上的发言中说,在赫鲁晓夫交给主席团讨论的总结报告的初稿中,这段话的“约瑟夫”之前还有“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在“斯大林”之后还有“30年来,党在他的领导下履行了列宁的遗训”,而“这些话却从党的二十大上宣读的报告中消失了”。[17]莫洛托夫这一揭示很重要,这一改动,不只是去掉了对斯大林的肯定语,而且使这段话完全变成对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党中央委员会活动的颂扬。它显示了赫鲁晓夫在本次大会上“非斯大林”化,从而确定自己地位的心计。接着,赫鲁晓夫列举说:中央委员会坚决制止了贝利亚及其同谋者的阴谋活动,恢复了由列宁制定的,而且过去常常被破坏的党的生活准则,纠正了工、农业生产中的错误,“中央委员会每逢发现党的领导者在工作中犯了错误的时候,就一直采取必要的步骤来纠正这些错误”。然后他又说了这样一段话:党“坚决反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不相容的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把这个或那个活动家变成创造奇迹的英雄,而同时缩小了党和群众的作用,降低他们的创造积极性。个人崇拜流行的结果就是降低了党的集体领导作用,有时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损失。”[18]虽然,赫鲁晓夫在这里没有把“个人崇拜”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起来,但是,把他的这些列举以及对上面那段话的修改联系在一起,听众就不难体会到赫鲁晓夫的用意了。赫鲁晓夫实际上在这里为自己下一个报告埋下了伏笔。

赫鲁晓夫指出:“我们共产党是一个执政党。任何一件重大工作的成功,都取决于党的领导”,“今后要尽力提高党的作用”。怎样提高党的领导作用?他在谈到“党的组织工作”时强调:党的工作要同经济工作联结在一起。“现在当我们的社会正在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解决苏联的基本经济任务而奋斗的时候,提到首位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方面,是具体经济的各种问题。”关于工业、农业、建筑、运输和贸易等具体经济问题,共产主义建设的经济学问题,又必须成为我们宣传的中心。他“号召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要彻底转变过来,对经济建设进行具体领导”。“要求党的干部加强研究工业企业、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技术和经济,获得丰富的知识以便领导他们的工作”。[19]赫鲁晓夫特别关注对农业生产的领导。为了加强党对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的领导,赫鲁晓夫在有拖拉机站的地区建立了以区委书记为首的指导小组,管理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在报告中,他同时还要求党的区委第一书记不能因此而放松对农业的领导。我们已经说到,马林科夫继承了斯大林晚年的一项重要改变,使政府成为权力的中心。而赫鲁晓夫则利用他掌握的党中央书记处,特别是在他做了党中央第一书记之后逐渐又使党的机关成为权力中心。当然,不管是斯大林还是马林科夫注重政府的权力,仍然是通过行政命令管理经济。不过,马林科夫是技术官僚的代表,他是要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而赫鲁晓夫则是党内权贵的代表,由党的机关和干部直接领导经济工作,就是由党内权贵领导和管理经济。这一改变必将更体现权力意志。这一点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

报告在“思想工作问题”的标题下,赫鲁晓夫提出要“创造性地发展革命理论”。他批评“目前思想工作的主要缺点是,它在颇大程度上脱离了共产主义建设的实际”。因此,他所说的“创造性地发展革命理论”,就是要结合苏联的建设,特别是要研究和解决共产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为了阐述他的这些思想,在这里,他又一次批判了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关于前者,他说:“个别工作人员在言论中竟错误地认为,似乎我们直到现在仅仅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础。”“断定说我们只奠定了社会主义基础,就会使党员和苏联全体人民,在关于我国的发展前景这样紧要的问题上迷失方向。”关于后者,他说:“居然有一些聪明人把轻工业同重工业对立起来,硬说优先发展重工业只有在苏联经济发展的初期是必要的,现在我们只要加速发展轻工业就行了。”“党对这种想贬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就的企图给予了应有的打击”。赫鲁晓夫还批评个别工作人员企图把和平共处应用到思想意识方面。“我们主张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进行经济竞赛,但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可以放松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人们思想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