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第5/16页）

社会民主党右转对捷共的影响非常大，这意味着捷共指望通过联合社会民主党获取议会选举51%以上的选票组建政府的计划无法实现。劳什曼回忆说：“1947年底1948年初，哥特瓦尔德曾对我说：‘假如大选在今天举行，那么他不排除失去选票的可能。但是，他坚信依靠底层的农业资产阶级、城市资产阶级和东正教徒，为争取有利于民族利益的、新的和激进的法律而开展广泛的宣传运动，所争取的法律的确令人民感兴趣，这就可以防止选票下滑的局面。’他已经不提51%了。”^{[140]1948年1月，共产党控制的情报部所辖的舆论研究所举办了一次盖洛普型民意测验，测验结果表明，捷共只可能获得全部选票的28%左右，而1946年时则是38%。考虑到测验是由共产党人自己主持的，而且1946年选举前进行的一次类似测验的误差仅有0.5%，捷共有些领导人对1948年春天将要进行的选举也感到不安。[141]1948年1月，朱里什在致联共（布）中央的信函中，担心捷共有可能遭到与法国和意大利战友同样的下场。[142]}

由朱里什、萨波托茨基、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层，以及一些区党组织的主管干部组成的激进派认为，关于政权的问题应该在选举之前解决。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上，也就是组织那些把改善自己物质处境的前景与深化社会经济改革——工业国有化和实行彻底的农业改革——联系起来的社会贫困阶层的大规模行动。^{[143]斯梅罗尔向莫斯科报告说：“党员的数量和同情我们的非党员人数在下降，党针对反动派的斗争还不够，对反苏的反动派的攻击还不够大胆。甚至一些领导同志——诺塞克、涅德雷和朱里什对我说：‘太多的让步’。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些评论：‘党应该承认，反动派之所以那么强大是因为提供给反动派太多的自由权’，‘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可以听到这样一些言论‘春天时不得不拿起武器，否则将是他们逮捕我们’。”[144]在内外压力下，哥特瓦尔德逐渐成为这些激进党员的支持者。1948年2月，哥特瓦尔德在同苏联驻捷代办博德罗夫会谈时表示，在事态这样发展的情况下，共产党人“也将采取极端措施，也就是借助于共产党人现有的内务部和军队的绝大多数的支持，以武力彻底夺取国内的全部政权，并对反动派进行彻底的镇压”。[145]此后，内务部长诺塞克开始了清洗公安军的行动，这一事件成为二月事件的导火索。}

诺塞克早就打算对本部门进行清洗，只是被斯兰斯基制止了。诺塞克向斯梅罗尔抱怨，他没有在自己机关进行清洗的可能，因为要受到法律制约，还不能触动任何人。当他向斯兰斯基说这种情况时，后者答复说“不可以破坏法律”。^{[146]当哥特瓦尔德同意以议会外斗争的方式夺取政权时，诺塞克终于得到了机会，成功地更换了8名公安部队军官。2月13日，捷政府召开例会，原拟讨论国民保险法案。但国家社会党人、司法部长德尔蒂纳突然发言，指责诺塞克擅自用共产党人来代替布拉格区的8名警官。哥特瓦尔德认为这是属于内务部长职权范围内的事（诺塞克因病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予以反驳。国家社会党纠合各非共产党部长在会上以多数票通过如下决议：对内务部长和司法部长同时进行调查，撤销内务部长关于抽换警官的命令，政府应于17日再次开会，由内务部长汇报执行上述决议的情况。[147]}

2月17日，国家社会党领导、天主教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领导人达成了三党联合行动的一致意见。在当天举行的政府会议上，他们坚持要求执行13日会议关于撤销抽换警官的决议。会议不欢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