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战争期间集体农庄中个人经济的发展（第5/5页）

可以看出，集体农庄市场在农民个人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集体农庄市场在票证配给制度下的特殊地位，成为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贸易纽带，加强了农民同城市居民的经济联系，从而为农村个人经济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会。

表6 出售农产品得到的货币收入占农民全部收入比重的变化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苏联农村的个人经济在战争时期规模扩大了，它成为农民得以熬过战争艰苦时期的物质生活保障，这使得个人经济在农村地区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这种变化对苏联集体农庄的发展以及苏联政府的农村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集体农庄农户从集体农庄社会生产中所获得的工资不断减少，而从个人经济中获得的收入相对增加，出于生计考虑，农民更加关注宅旁地的发展。1942年农民参加集体农庄义务劳动的最低时间增加了，而政府则加强了对于未完成劳动任务庄员的处罚。即使这样，仍然有大量没完成劳动义务的现象出现，仅在1942年的5个月中（6～10月），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人民法庭就审理了15万起没有完成劳动义务的案件。此时的集体农庄，作为国家在农村的生产单位，常年无法完成国家计划任务，作为农民赖以依靠的生活资料来源，也无法提供足够的物质保障。可以说，集体农庄无论在国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还是在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地位，都大大地削弱了。用当时苏联政府上层的评论来说，“集体农庄制度基本崩溃了”。^{[27]农民对于集体农庄也不抱有太多的期望，甚至希望能解散集体农庄。在1943年库尔干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给联共（布）州委书记的报告中，专门汇报了关于集体农庄中散布的近期将解散集体农庄的传言。人们认为解散农庄主要来自于国际的压力，传言美英提出解散集体农庄、开放教堂等几项要求，苏联如果能够完成，那么美英将迅速开辟第二战场。许多农民相信不久后集体农庄将会被解散，牲口、土地将分发给各个农户，以后播种、生产将由农户自己经营。农民们对于解散集体农庄满怀期待，认为解散集体农庄后，“我们将有足够的粮食，边远地区粮食储藏站里有很多粮食，到时将分发给个人”，生活将“回到从前”，“将变得更加幸福”。[28]}

个人经济以及集体农庄市场在加强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方面的突出作用，显然也引起了苏联政府的重视。在艰苦的形势下，政府竭力挖掘每一分可以动员的力量，一方面加强集体农庄的纪律，增加劳动时间和交售任务，另一方面又开始鼓励发展集体农庄市场，这些都间接地促进了农民个人经济的发展。1943年斯维尔德洛夫州统计局局长的报告认为，“在战争条件下国家统一供给无法充分保障居民生活的情况下，对于工业城市和地区的居民来说，这（集体农庄市场）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食物来源”，报告还建议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农户参与集体农庄市场，系统地保障市场定期有组织的开放。^[29]

战争时期苏联农业地区个人经济的发展，不仅帮助农民挨过了最艰苦时期，也对维持苏联农业经济运作乃至赢得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作用。在饱受破坏的集体农庄体制下，顽强发展的个体经济大有“破茧而出”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苏联领导层的注意。出于形势的需要，战争时期苏联政府对于个人经济的发展没有做十分严厉的限制，但一俟战争结束，活跃的个人经济就成为苏联领导人眼中破坏集体农庄制度的不和谐因素。个人经济与市场因素相结合，在固化而又物资匮乏的票证配给制度下，充分表现了它们的活力。战争结束后，在恢复农业生产的同时，苏联领导人不得不直面战争给集体农庄制度带来的冲击，如何实现制度的恢复或重建，成为苏联战后经济发展中的一次重要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