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特殊移民政策的两个发展阶段（第5/13页）

1941～1954年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数变化的基本趋势

根据此表的统计数字，从40年代起，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数开始不断萎缩。导致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总量不断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战前和战争期间，当局未再延续以前的“流放富农”政策，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来源枯竭。

其二，战争期间，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大量流失。例如战争初期乌克兰的赫尔松州，卡累利—芬兰诸共和国和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奥尔德若尼基则夫斯克边疆区、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诸州等特殊移民区均被敌人占领。据当局194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德国人占领期间仅赫尔松地区流失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便有5250人。^{[49]其中大部分人是在红军解放该地区之前与撤退的法西斯军队一起走的。}

其三，战争期间，大量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中的青壮年人口应征入伍。这些人在战后均未返回移民区，从而导致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构成中非生育年龄段（中、老年和16周岁以下儿童）人口比重增加，人口出生率低于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数量下降。关于1945～1950年此类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相关数据可参见下表。

1945～1950年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的比值

从上表可明显看出，除1946年外，1945～1949年间的其他年份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人口出生数量均低于死亡数量。最终统计结果也表明，此类特殊移民的死亡人数多于出生人数。

其四，战后，许多在集体化期间被流放的德意志族、车臣—印古什族等特殊移民均被根据其民族属性迁入战争期间各被驱逐少数民族所在的特殊移民区，与自己的同族人合并到了一起。例如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截至1952年7月1日流放富农—特殊移民还有28009人，但其中并没有包括1929～1933年及稍后年代以流放富农名义被强制迁移的各少数民族：德意志族（13898人）、卡尔梅克族（87人）、格鲁吉亚族（1716人）、来自北高加索的少数民族（450人）和来自克里木的少数民族（16人）。^{[50]他们被当局依照民族特征归入另一类特殊移民：德意志族特殊移民、卡尔梅克族特殊移民等。}

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总量不断下降的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当局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所实施的大范围解放政策。

第一，解除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中服军役者及其家属的特殊移民身份。

1942年4月11日，苏联国防委员会颁布了第1575сс号决议。根据该决议，1942年4月15日至5月15日“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中的适龄入伍青年35000人”被征入红军。自1942年4月15日起，他们将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补充到作战部队和从前线撤出的步兵师中，另外也可直接用于组建坦克部队和其他特种兵部队”。自战争爆发至1942年11月，应征入伍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数量共计60747人。^{[51]1942年10月22日，苏联人民内务部又颁布了《关于撤销参加红军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及其家属的特殊移民身份》的第002303号法令。该法令规定：在一个月内“注销所有参加红军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及其直系亲属（妻子和子女）的特殊移民身份”，“无条件地向其发放公民证和免除其5%的工资提留”。[52]被撤销特殊移民身份以后，此类红军士兵的战斗士气明显高涨起来。1943年，被撤销特殊移民身份的此类人口及其家属共计102520人。[53]}

第二，当局认为，在经过数年改造之后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已成为“能够积极从事社会有益劳动的守法公民”，因而出台了一系列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决议和法令。1944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院所颁布的决议规定，“过去擅自离开移民区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如果近年来一直从事社会有益劳动，则不必返回特殊移民区。政府也不再追究其逃跑的责任”。^{[54]另外依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44年5月25日指令，“凡到职业技校和工艺学校学习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子女，均应被注销特殊移民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