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第5/10页)
按照1921年8月9日人民委员会“关于贯彻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指令和1921年8月12日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关于恢复大工业、振兴和发展生产的办法要点”进行国有工业管理的改组工作。建立了新的国有工业的管理形式——托拉斯,全部工业实行经济核算。托拉斯化同生产的集中化并行,尽量关闭不盈利的企业,让技术和装备良好的企业开工,这表现在1921年5月11日政治局根据列宁的草案通过的决定。[59]
在国营成分中分出燃料和原料较有保证、效益良好的大型企业,直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其余企业则出租。属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企业联合成托拉斯。1921年夏开始取消国家对企业的供应,自己到市场去采购资料,其活动严格建立在经济核算、自负盈亏、经济独立的原则之上。亏损和不盈利的企业(主要是前几年同生产军工产品有关的)则关闭或暂时停业。这项工作到1922年秋完成。托拉斯达到459个,其中130个属中央。虽然直属中央的托拉斯只占40%,但占工人数的84%(一个托拉斯平均480人)。托拉斯不少于20%的利润用来形成后备资本(不久降为10%),后备资本用来支持扩大生产,补偿经营损失。
开始出现辛迪加—托拉斯在合作制原则上的自愿联合,从事销售、供应、信贷。到1922年底,80%的托拉斯化工业已经实现辛迪加化,到1928年共有23个辛迪加,在几乎所有工业部门活动,掌握批发商业的基本部分。
但经济核算的实施往往不按商业规则办事,有时政治领导认为,只要用半军事命令,以逮捕和长期剥夺自由相威胁,就足以实施经济核算了。另一方面,国家对大型工业企业和托拉斯的资助也破坏了经济核算制,结果以商业原则对生产领域的调节没有得到发展。经济核算、收支相抵、盈利、价格形成等等机制的实施采用的仍然是强制的办法。
托洛茨基认为,市场规律可以用于一部分工业,但不适用于重工业的基本部门,重工业应当处于新经济政策建立的新的工业管理体制之外。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工业的报告中托洛茨基说:“在新经济政策的初期,我们中间某些人,尤其是经济工作者,给予市场以过分的期望。然而,我们有重工业,我们的市场只能逐步推行。我们的冶金业,我们的煤炭工业、石油工业、机器制造业,只能逐步地从它们的干船坞——军事共产主义放进市场的大海之中。逐步地和缓慢地。如果我们让重工业从事市场的自由游戏,它必然搁浅,因为我们的重工业的状态优于现在的市场。我们应当使我们的重工业立足于千斤顶之上,使它不至于瓦解和沉没在市场的水洼之中。”[60]依他的看法,重工业只能立足于计划之上。
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党机关对工业工作的干预,以保证“阶级的纯洁性”为社会主义利益服务。
托拉斯化只是表面上接受了“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组织形式”,实际上它们看起来仍然是工业中的异体。建立的托拉斯在许多方面是表面上的,通过把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总管理局分解成若干部分而成。多数托拉斯在技术上是亏损的,往往把相应的生产工作交给各企业,而自身变成商业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常常严重依附于私人中介。产品的成本非常高:战前1普特生铁成本为60戈比,现在是4卢布,战前1普特铁4卢布,而现在为6卢布。商业采购活动水平极低。托拉斯采购大量其生产用不上、但系“缺门”的东西,而不采购确实需要的产品和物资。例如,莫斯科印刷厂购买了砖头、木板、水泥、玻璃(5亿),而拒绝购买其生产所需要的东西如颜料、干性油、呢绒,相反地,把这些东西出卖给其他企业。私人中介是国营企业之间商业关系中的主要人物。通过他们的手完成大量交易,收取高额佣金。
1927年关于托拉斯的法令取消了作为托拉斯经济核算活动主要目标的赢利的概念,这就使托拉斯回到国营企业的地位,生产效益、盈利、成本等概念在这里已经不起什么重大作用,而从属于政治任务和该行业或企业对整个计划经济的作用。
国营工业中的新经济政策使工业特别是大工业得以复苏。1921年工业生产达战前的33%,1922年达40%,1923年达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