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苏维埃政权与立宪会议（第7/14页）

但另一方面，也有对苏维埃政权驱散立宪会议持肯定态度的力量。左派社会革命党作为布尔什维克的盟友不仅事先认可了驱散计划，而且在立宪会议开幕式上与布尔什维克采取了一致行动。在苏维埃三大上支持批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驱散立宪会议法令的，除了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外，还有部分以马尔托夫、唐恩为首的孟什维克左翼。地方苏维埃对驱散立宪会议一事也都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如莫斯科苏维埃在1月8日决议中赞成驱散立宪会议，认为“立宪会议一开始就试图以自己的工作把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斗争成果从人民那里夺走”。著名社会革命党评论家斯维亚季茨基指出，右翼力量对立宪会议的态度也是消极的，他们也高呼“打倒立宪会议”，但“右翼资产阶级出版物叫喊‘打倒’只是因为立宪会议没有满足他们。……人民权力符合他们利益时，高喊万岁，不符合他们利益时，高喊打倒。……在最后时刻，我们社会力量的左翼和右翼都背叛了民主主义”。^[168]

更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驱散立宪会议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普遍的强烈的反应。社会革命党立宪会议代表米诺尔谈到了他们离开塔夫利达宫以后的内心感受：“怎么办？接下来该怎么办？……要知道，如果人民不支持我们，不以威严的声音表示需要我们的工作，我们就是软弱无力的。但是，人民保持沉默。”^{[169]斯维亚季茨基也深深地为“人民对我们被驱散的那种冷漠”而感叹，他认为正是这种冷漠使得布尔什维克“能够对我们挥挥手说‘回家去吧’”。[170]}

俄国立宪会议的命运与俄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也是有关系的。俄国还没有形成立宪会议能够依靠的比较成熟的社会阶层，还缺乏足够强大和牢固的支持立宪会议的社会基础。当时的俄国还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居民的4/5是农民，其中2/3是贫农，1/5是中农，只有1/6～1/7是殷实农户或富农。在人数较少的城市居民中，资产阶级不成熟，无产阶级人数不多，小资产阶级就其社会经济状况而言实际上是半无产阶级，此外就是人数不多的官员和弱小的知识分子。^[171]

俄国这种社会结构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反映就是居民的整体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较低，社会政治思想和实际生活中的理性和妥协的成分较少，空想和极端的因素较多。这种情况正是二月革命后的现实。“在俄罗斯，形成西方类型的政治民主制度所必须的社会文化前提还很薄弱。大多数人对于诸如国家、民族、法制这样一些通过社会文化长期发展形成和获得的抽象价值还很陌生。”^{[172]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政治意识发展更加缓慢。虽然在1917年革命中许多省的农民苏维埃都热烈讨论共和形式，通过支持共和的方案并递交给当局，但作为一个阶层，农民群众的政治思维还是不发达的。一名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服役的士兵写道：“农民对政治一无所知，尽管农村中有民主代表如苏维埃宣传员，农民也会很快就忘记告诉他们的有关自由民主、共和政体、君主专制的含义。”一位宣传员总结说：“他们根本不了解最基本的政治问题，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作为公民应有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