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自发的二月革命（第7/9页）

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同意谈判，是由掌握其领导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革命理论决定的。早在1905年革命之后，孟什维克就逐渐形成了关于俄国未来革命的理论。他们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革命的任务是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开辟道路。而既然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那么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来掌握政权。社会主义政党将实行对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的政策，以争取实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二月革命中，孟什维克实践了这一理论，认为立宪民主党是“最有资格执政的民主派”。政权应该集中在由自由主义政党的代表组织的政府手中。至于社会革命党，1905年革命的结局使它得出了与孟什维克类似的结论。在二月革命中，社会革命党人起先是尽量避免掌握权力，继而又同孟什维克一起，与立宪民主党实行合作。

但除了这个因素，还存在着更加实用主义的考虑：形势还有不确定性，还不能肯定沙皇政权已经完结了，伊万诺夫将军的部队随时可能进入彼得格勒。而与杜马的妥协能够使已经发生的事情具有某种“合法性”。

为了便于让资产阶级出面领导运动，27日的苏维埃会议没有讨论关于战争和君主制的问题，而只是着手处理一些相对次要的问题，如彼得格勒的粮食供应、接管金融机构等。即便在这些问题上，苏维埃也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领导，新成立的粮食委员会任命立宪民主党杜马党团领袖盛加略夫担任主席；接管金融机构一事完全由杜马负责；军事委员会也在当夜根据罗将柯的建议与杜马军事委员会合并，并由杜马代表担任主席。

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宣称自己准备支持新政府，但前提是它不损害“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执行委员会确定由齐赫泽和执行委员会委员苏汉诺夫、索科洛夫、斯捷克洛夫、菲利波夫斯基与杜马临时委员会进行谈判。而国家杜马的领袖也很清楚，在国家崩溃的情况下，除了与苏维埃谈判之外，不可能指望还有别的什么出路。

3月1日到2日的那个夜里，苏维埃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谈判通过了临时委员会提出的第一届临时政府组成名单。达成的妥协性纲领的八点内容是：立即赦免政治犯，实行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罢工的自由，取消阶级、等级和民族的限制，立即准备根据普遍、平等、直接、秘密原则选举并召开立宪会议，以隶属于地方自治机关的民警取代旧警察，按四项原则选举地方自治机关，不解除参加革命的部队的武装、也不把他们调离首都，士兵享有一切公民权利。应该说在总体上这是一个把国家引向宪制和民主的纲领。列宁在回到俄国后也承认，俄国仅仅在几个月时间里在政治制度方面就“赶上了先进国家”。

由于执行委员会与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妥协，国内形成了苏维埃（1917年6月选出了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临时政府两个中心。苏维埃确实表达了“革命民主派”（工人、农民、士兵）的利益，而临时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有资格”的阶层以及全国性的利益。尽管存在实质性的分歧，但它们保持了在主要问题上的妥协。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对临时政府的支持已经创造了日后自由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除布尔什维克）组织联合政府的现实可能性，从而为二月革命后的俄国走一条较为和平的道路提供了条件。

通常认为，二月革命后政治局面的基本特点是两个政权并存。实际上这只是表面现象，更本质的特点是无政府主义泛滥。因此，与其说是出现了双重政权或两个政权并存局面，还不如说是在空前的无政府主义情况下存在着两个政治中心，因为实质性的问题不是真正的权力机构多了，而是政权的权威不够或者就是没有有效的政权。

在二月革命后的俄国，还未能摆脱旧制度遗产就急剧地按照西方模式实现民主化，而且还是在战争期间，因此不可能没有消极后果。在推翻了旧的权威之后，获得了解放的俄国人民表现出他们向往自由自在、无所拘束的天性。“给予的自由”被下层人民群众接受为允许做任何事情，对于和平、土地和其他东西的现实渴望压倒了还未来得及扎根的公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