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人间佛国(第6/15页)

在一次宗教会议期间,一群僧侣到巴塞尔附近的森林中散步,他们边走边讨论诸如主教就职后把第一年薪俸献给教皇的年贡、僧职继承权、托马斯·阿奎那是否比波那文都更伟大之类的神学问题,剔精究微、详加论考。正当他们热衷于教义的、抽象的议论时,他们突然中止了议论,宛然像脚下生了根一样,停在一株盛开的菩提树前。那树上正栖止着一只夜莺,千回百啭地在高唱着它那悠扬悦耳的歌声。这时学者们都感到一种不可言喻的奇妙心情,煦和的春天的曲调渗透到他们那些饱受经院教规束缚的心灵,他们的感情从冬眠中苏醒过来,以惊愕雀跃的心情互相注视。最后,其中有一个人说这只夜莺可能是一个妖怪,想用它悦耳的歌声引诱我们离开基督教问题的交谈,并引诱我们享受快乐和犯其他甜蜜的罪。于是,这个人就念起了当时的咒语,开始赶鬼。鸟儿被赶走了,但听到它的歌声的人,据说当天都病倒了,并不久就死去了。这个故事是一个把一切甜蜜的可爱的东西都当做妖魔来诅咒的时代的寓言。真正的基督徒就这样战战兢兢,闭目塞听,活像一个抽象的阴魂,漫游在鲜花盛开的大自然中。

回过头来再看梁武帝,上述这些问题无一例外地在他身上纷纷出现。

梁武帝以“有我”之心大做功德,他的几次舍身同泰寺使寺院收到了天文数字的赎身费用。可问题是:钱是从哪里来的?——那些梁帝国之中承担纳税人义务却不大享受得到纳税人权利的子民恐怕是不乐于见到他们的皇帝如此之慷慨的。佛陀当年所宣扬的众生平等的思想被梁武帝抛诸脑后,他一次次的慷慨无疑大大加剧了众生之间的不平等,也无疑是在以子民们的血肉来成就自己的所谓“功德”。当他在同泰寺内摆出了泱泱大国的帝王风范和排场的时候,帝国子民们便不再具有“众生”或者“有情”的身份,而仅仅是被当做了梁武帝的可以被任意支配的私人财产。

但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梁武帝却还有着惊人的俭朴和克己的另一面。他在信佛之后,不近女色了,不吃荤腥了,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两年。从这点来说,梁武帝倒是堪称历代帝王中的典范,他不但自己如此,还“己所欲,施于人”,要求全国上下一起效仿,其中的一条禁令一直延续到今天,那就是出家人不准吃肉。

佛门弟子本来是不戒吃肉的,按照戒律来说,鸡鸭鱼肉百无禁忌,要戒的是荤和杀生。

“荤”字的本意并非是指肉食,它是草字头的,古义通“熏”,指的是具有辛辣气味的食物,比如大葱、大蒜之类。但也许是出于对“有我”的“六道轮回”的理解,吃猪肉的人来生很可能会变成猪被别人吃,所以,戒食肉类看上去就成了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梁武帝以帝王身份召集了全国僧侣代表开会,严正宣布今后大家不许吃肉、只许吃素,据说这还招来了很多僧侣的非议,但任何异议在皇权面前都是渺小得可怜的。

所以,在梁武帝时代里,鸡鸭鱼获得了短暂的,或者至少是名义上的合法生存权,但“人”却没有那么幸运了。一片佛心的梁武帝对作奸犯科的皇室子弟和官僚权贵们表现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慈悲”,放任这些胃口超大的豺狼虎豹肆虐百姓、盘剥无度、草菅人命,而对其中任何一项天怒人怨的罪过几乎都不会给予实质性的惩罚。

当佛陀的形象被塑成一尊尊的泥塑木雕并被人们供奉起来之后,佛陀的思想也就离人们越来越远了。那么,南朝四百八十寺里香烟缭绕之中的到底是什么呢?

佛门原本是反对造像的,既然“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造像之举岂不是和佛陀真意背道而驰吗?

但是,反对无效,造像之风很快便如野火一般地蔓延开来,并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佛陀再一次地输给了人性。

就普遍意义来说,人们需要的不是智者,而是神灵;不是谦卑的智者,而是高高在上的神灵。古往今来,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几乎莫不如此。

从现代基督教的兴盛程度来看,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得出,基督当初在传教的时候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从《新约》的记载里看,他与其说是以“神之子”的面目出现的,倒不如说是以一位智者的面目出现的,他是谦卑的、苦难的,并不高于他同时代中的任何一个人,或许正是这一点使他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而他的种种成功之举却大多依靠了神通和“神之子”的消息的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