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火（第30/31页）

一些聪明绝顶的人，包括很多被西方政府网罗到决策机构的学者，为找到对目前困境的调和之道而殚精竭虑；他们提出了一套理论，一步一步地说明克劳塞维茨的逻辑仍然是颠扑不破的。这种理论说，核武器仍是为政治服务的，不过不是通过实际使用，而只是通过威胁使用即可达到目的。这一“威慑”理论源远流长。过去好几个世纪的军人兴军练兵打出的口号都是罗马人最初提出的：“要和平，先备战。”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美国，这个思想改头换面，变成了“确保互相毁灭”（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即确保有能力“威慑蓄谋的（核）攻击……随时保持清楚无误的能力，即使在遭受了突发的第一次打击后，仍能给任何侵略者造成无法承受的沉重打击”。当核弹头和运载它们的飞机及（在德国的V－2火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导弹数目尚且较少的时候，“确保互相毁灭”也许还能勉强被说成是把核打击能力限制在可控范围内的办法，特别是因为两个核大国互不信任，顽固地抵抗任何有成效的核裁军措施。到了20世纪80年代，双方的洲际弹道导弹均已达到2000枚左右，核弹头更是数以万计，显然必须找到别的更好的维护和平的方法。

人类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努力通过法律克制战争，用法律来规定何时可以打仗［国际法的用语是“作战的权利”（ius ad bellum）］，以及一旦战争发生什么是可以准许的行为［“作战中的权利”（ius in bellum）］。古时候，只要国家或国家的官员受到侮辱或伤害，为此发动的战争就是“正义的战争”。希波的圣奥古斯丁（354—430年）是第一位阐述国家论题的基督教神学家，在论及想避免犯罪的人是否可以参加作战的时候，他说，只要战争的动机是正义的，作战时怀有惩恶扬善的“正确意图”，并且有既成的权威领导，就可以参加作战。直到宗教革命之前，教会对交战方进行裁定都是依照这三条原则。后来，一些天主教法学家对它们做了进一步的阐发，

比如，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ttoria，1480—1546年）提出，如果一个异教徒在既成权威的领导下作战，相信他的事业是正义的，也必须尊重他的信念。但最重要的是伟大的荷兰新教徒律师胡果·格劳秀斯（1583—1645年）的理论，他除了为“非正义”和“正义”的战争确定定义之外，还建议采取措施来惩罚发动非正义战争的元凶。

18世纪和19世纪期间，格劳秀斯提出的对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分无人理会，因为当时的决策者大都把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奉为圭臬，认为主权赋予了国家为所欲为的权力；自宗教革命之后没有任何超国家的权威批驳此一论点，所以它在整个火药时代大行其道。如著名国际法律师W·E·霍尔（W.E.Hall）在1880年所说：

国际法……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即无论战争的起因正义与否，打仗完全是交战双方的选择，所以国际法只能努力管控战争的影响。故此每一场战争的交战双方都处于同样的法律地位，也因而拥有平等的权利。

19世纪末发展出了能造成大规模杀伤的武器，结果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觉得这种不分是非的理论十分危险，于是，在1899年和1907年通过的《海牙公约》中，大国商定了一些温和的措施，用以限制它们任意打仗的自由。（作战中的行为已经有了规定，是一系列的《日内瓦公约》，其中第一项是1864年由12个大国签署的。）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事态发展使海牙和平运动成了笑话，于是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下，国际联盟（国联）于1918年成立，把海牙和平运动的精神融入了《国际联盟盟约》，规定国家之间出现争端须先经过仲裁，拒绝接受对其不利的仲裁结果的一方将受到国际制裁。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确切地规定了对战争的法律限制，这项全称为“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条约”的文件是除《国际联盟盟约》以外，又一项要求签署国承诺今后“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的公约。自那以后，所有战争严格来说都是非法的，美国政府就是因为目睹这条新的国际法原则受到公然践踏，才决心在1945年把反德反日的道义联盟变为联合国这个永久性的组织。主要是在美国人的坚持下，联合国组织的宪章再次重申了《巴黎非战公约》和《国联盟约》的原则，并在国联的仲裁和制裁机制之外加上了一套规定，使联合国能够对违规者使用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