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肉（第17/30页）

骑兵作战在另一个意义上也不受限制。哥特人对自己所侵略的文明虽然仅有一知半解，但仍努力想继承或适应那个文明；骑马民族却完全没有这种意愿。他们也不想推翻别人的政权，自己取而代之，尽管阿提拉似乎曾考虑过迎娶西罗马帝国皇帝的女儿。他们要的只是战利品，别的一概不感兴趣。他们打仗就是单纯地为了打仗，为了抢夺财物，为了战争的危险和刺激，也为了胜利所带来的动物性的满足。阿提拉死了800年后，成吉思汗问跟随他征战的蒙古人什么是生命最大的乐趣，有人回答说是放鹰打猎，他说：“你错了。人间至乐是追敌杀敌，夺走他们的全部财产，让他们的女人哭泣号叫，骑他的马，睡他的女人。”阿提拉可能会说同样的话，起码他实际上是这么做的。

所以，战马加上人的残忍改变了战争，使它开始成为“独立的事物”。自那以后就出现了“黩武主义”——随时可以打仗并从中获利的能力本身成了作战的原因。然而，黩武主义不适用于骑马民族，因为这个概念假设军队作为一种制度自成一体，凌驾于其他社会制度之上。阿提拉的匈奴人没有军民的区分，其他的骑马民族也同样没有，直到土耳其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对马背上的民族来说，身体健康的成年男子就是他们的军队，但不是特尼－海伊用以判断某个社会处于“军事地平线”之上或之下那种意义上的军队。无论采取何种衡量标准，所有从大草原杀来，征服了文明世界的骑马民族打的都是“真正的战争”。他们使用武力毫无克制，目的单一，不获全胜绝不罢休。然而，他们的战争没有克劳塞维茨意义上的政治目的，也没有改变文化的效果。他们的战争不是实现物质或社会进步的手段，正好相反，他们打仗是为了抢夺财富，目的是维持自从他们的祖先在马鞍上射出了第一支箭以来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

根基仍留在大草原的骑马民族从未自觉自愿地改变过自己的习惯，顶多是他们的首领作为统治阶级融入了被他们征服的定居社会，但他们游牧民族的本质从未改变。就连伊斯兰化了的土耳其人也是一样，尽管他们于1453年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后，在帝国内保持了拜占庭的政府形式。我们已经看到，虽然马穆鲁克享有高度的自主权，但是他们一直保持了骑马民族的生活方式，同时享受着军事力量带来的所有财富和荣誉。此外，虽然骑马民族长期以来一直荼毒中国、中东和欧洲这些地方的边疆地区，但在大多数情况中，他们既没有找到安居谋生之路，也没能征服更先进的社会，坐上统治者的宝座。大草原的生活仍然是征战的生活，但战争之路行大不易，几乎周围的所有国家都拼死抵抗，务使大草原上的人不能寸进。先前对他们放松警惕的教训实在太惨痛了。

匈奴人消失后，欧洲或中东的文明社会没有再接触过非常强悍的骑马民族。最重要的一群是鷏哒人（Ephthalite），即所谓的白匈奴；他们似乎曾经住在遥远的中国边缘，被那里的匈奴人赶到了波斯北方的边界地区。鷏哒人至少有过一次对波斯的大胜，部分的原因是波斯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与拜占庭帝国的全面战争上面；但567年，鷏哒人被波斯人击败，转头向东逃窜，似乎进入了信奉印度教的印度，成为后来的拉其普特（Rajput）武士阶层的源头。

与此同时，拜占庭正抵御着由于大草原腹地永不停息的部落之争而被排挤到西方的各个骑马民族。这些民族包括保加利亚人和阿瓦尔人，前者是被后者逼得向西而来的，而后者又是受日益强大的突厥人驱赶。保加利亚人最终定居在巴尔干，一直作乱不止，直到被奥斯曼帝国收服。阿瓦尔人迁徙到匈牙利，在那里大肆破坏；虽然他们偶尔与拜占庭结盟，却在626年围困了君士坦丁堡；在波斯人的帮助下，他们差一点儿就破了城。那次他们被击退了，但继续为害一方，直到8世纪被查理曼大帝消灭。在他们之后来了马扎尔人，他们是最后一个从大草原移居中欧的骑马民族。

然而，如果阿瓦尔人就是5世纪初和中国北方的北魏反目的柔然人，那么他们被赶往西边之前，可能已经学会了对帝国作战。北魏人是汉化了的草原民族，3世纪汉朝终结，中国的统一解体后，他们获得了对长江以北地区的统治权。他们崛起的那一段时期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称为“五胡十六国”时期（304—439年）。不过，到了386年，北魏即脱颖而出成为强国，开始重新统一中国北方。在此过程中，他们和戈壁沙漠以北的柔然人起了冲突，把柔然人赶出了他们的地盘。此间北魏得到了隶属柔然、负责制作铁器的一个群体的帮助，那些人就是突厥人。突厥人和柔然人不久前刚刚结怨：突厥人帮助他们的柔然主人荡平了另一个隶属部落的叛乱后，突厥酋长要求迎娶柔然王的女儿作为犒赏，却被拒绝了。北魏人提出愿意将一位贵族公主嫁给他，于是，突厥人和北魏联手向柔然人开战，打得他们大败。突厥人占了柔然的地盘，他们的酋长自称“可汗”或“汗”，后来大多数草原统治者都采用这个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