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肉（第14/30页）

匈奴人

我们所知比较详细的第一批大草原上的人是在公元5世纪期间入侵罗马帝国的匈奴人。如果他们就是中国的匈奴人的话，那么他们早在公元2世纪就对统一的中国不断犯边骚扰，是汉朝的心腹大患。匈奴人的语言可能属于突厥语系，没有文字；他们的宗教是“简单的自然神崇拜”。他们可能有萨满，即能呼唤神灵，帮助神和人沟通的巫师；我们知道，迁到北美洲北部森林中居住的人也有萨满。匈奴人肯定使用骨卜法，根据羊肩胛骨上的痕迹预测未来。匈奴人非常重视预测未来。439年，利托里奥斯（Litorius）在图卢兹战役开始前求神问卜，显然是为了麾下的匈奴雇佣军，他是所知最后一位奉行古老的泛神教仪式的罗马将军。匈奴人的社会制度比较简单，他们承认贵族的原则，阿提拉就非常自豪于自己的高贵出身；他们还蓄有数量不多的奴隶，但除此之外人人平等。

匈奴人贩卖奴隶，征战得胜后把大量被掳获的百姓当作奴隶出售；他们把家人活活拆散，在奴隶市场上分别出售给不同的主人，这种毫无人性的做法使得5世纪的基督徒作者为之震惊。匈奴人一旦在罗马帝国边远的省份站住了脚，就把出售奴隶当作了一种贸易，这可比贩卖马匹和动物皮毛利润高多了。他们还抓住军人或平民，勒索赎金，因此获得了大量的黄金。到后来，罗马帝国的皇帝也不得不向他们行贿：从440年到450年，罗马帝国东部的省份为换取和平，付给匈奴人13000磅黄金，约合6吨。这类交易使人对马背上的民族离开大草原是因为要“逃离气候变化”或“推行贸易”的解释提出了怀疑。实情似乎简单得多：游牧民族身体上强壮、后勤上机动、文化上对流血司空见惯、道德上没有禁止杀生或奴役外人的宗教制约，对他们来说，打仗有利可图。

打仗抢夺土地是一回事，土地到手后能否维持却要另当别论。大自然似乎对游牧民族侵入定居民族土地的纵深设定了限制。游牧民族把灌溉的农田改为牧场，结果破坏了原有的自然体系，使土地迅速退化为既不能种田也不能放牧的荒地；如果土地原来是砍伐森林后清除出来的，那么一旦耕种的农民离开，就会很快再度变为林地。13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后，就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因此，游牧民族的扩张只有在大草原和农耕地之间的边界地带才能维持，但这样的土地只能养活少数人。在远东，前来征服的游牧者本来已经相当汉化，虽然他们是统治者，但自己一下子就被中华文化同化了。在西方，由于宗教和文明的习俗，游牧者和农耕者之间泾渭分明，于是边界地区就成了永远的战场，必须靠武力才能占有并使用土地。

对阿提拉大帝手下的匈奴人来说，他们身处高卢的耕地和波河泛滥区的果园之中一定有些不知所措。食物虽然充足，但不是他们熟悉的种类，采集后不会自行生长。草不可能在一季之内就取代小麦或豆类。据说跟随阿提拉的匈奴人是赶着车、拖家带口前来的，但阿提拉不可能把羊群也带来，马匹也不可能带很多；他的传统经济基础一定留在了后面，可能止于下多瑙河河谷。公元452年，没有防卫的意大利半岛本是唾手可得，他却莫名其妙地偃旗息鼓而去，可能就是为了照顾留在后方的羊群和牛群。在那样的情况下撤回到草原在后勤上是合情合理的。当然，动摇了罗马帝国根基的不是他的后退，而是他的前进，还有在那之前的匈奴挺进东欧，而匈奴的进攻又引发了日耳曼部落在多瑙河前线的合力反击。大草原匈奴人的进犯引起的一系列反应清楚地显示出，骑马民族一旦走上战争之路会造成多大的乱象。

如果我们所说的匈奴人和公元2世纪危害中国的匈奴是同一民族的话（这方面只有一件斯基泰的证据），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 371年之间却没有任何关于他们的记载，我们只知道他们在371年发生的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的塔内斯河（the Tanais River）战役中打败了伊朗的阿兰人；许多阿兰人加入了匈奴人，其他的跑到罗马的边界地区，成了雇佣骑兵。376年，匈奴人从伏尔加河出发，去侵略第聂伯河和多瑙河罗马边界之间的哥特人。哥特人是各日耳曼部落中最咄咄逼人的，至少有一个世纪的时间一直袭扰罗马帝国的边界。哥特人的西部分支（西哥特人）占领了从公元106年到275年间原属罗马版图的达契亚省（现代匈牙利）。在帝国风雨飘摇的日子里，他们的首领和罗马皇帝分庭抗礼。等看到匈奴人的铁骑追得东哥特人亡命逃窜，西哥特人马上收起气焰，哀求罗马给予保护。罗马人虽准许他们渡过多瑙河，但满心的不情愿，帝国里的蛮族人已经太多了，紧接着东哥特人也随之而来。然而，地方官员对待他们极为恶劣，虽然准许他们入境的条件是要他们交出武器，但哥特人很快造出了别的武器，在多瑙河三角洲附近的威洛斯起来造反。罗马人本来可能会轻易取胜，但消息传来，说哥特人和扎营在多瑙河对岸的匈奴人结为了同盟，消息真假难辨，但足以使罗马人惊慌失措，退回到巴尔干的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