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秦汉政治制度（第18/40页）

左官之律，起自武帝，已见第四章第六节。后汉建武二十四年，申明《阿附蕃王法》，《注》云：即《左官律附益法》也，亦已见本章第二节。此亦仕进之一途也。安帝永初二年，诏王主官属墨缓下至郎、谒者，其经明任博士，居乡里有廉清孝顺之称，才任理人者，国相岁移名，与计偕上尚书、公府通调，令得外补。王主，刘敛谓当作王国，盖是。主官属只有家令，无郎谒者也。

《后汉书·蔡邕传》云：“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是复有三互法。禁忌转密，选用艰难。”此为回避之始。邕 疏言“韩安国起自徒中，朱买臣出于幽贱，并以才宜，还守本邦”，可知前汉本无其法。《三国·魏志·刘馥传注》引《晋阳秋》，言馥子弘在晋世为荆州刺史。帝在长安，命弘得选用宰守。征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牙门将皮初，有勋江、汉。弘上朝为零陵大守，初为襄阳大守。诏书以襄阳显郡，初资名轻浅，以弘婿夏侯陟为襄阳。弘曰：“夫统天下者当与天下同心，治一国者当与一国推实。吾统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治哉？”乃表陟姻亲，旧制不得相监临，初勋宜见酬。报听之。众益服其公。则晋初犹可援引也。

汉世选举，其权本在三府，东京以后，乃渐移于尚书。顺帝阳嘉元年诏言：“今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二年，郎觊以公车征，诣阙拜章，亦言“今选举牧守，委任三府”。而灵帝时吕强上疏，言“旧典选举，委任三府。三府有选，参议掾属。咨其行状，度其器能，受试任用，责以成功。若无可察，然后付之尚书。尚书举劾，请下廷尉，覆案虚实，行其诛罚。今但任尚书，或复敕用”云云。似尚书之权，至末叶乃大张者。然《朱浮传》言：“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帝光武。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则三司之丧权，由来旧矣。此亦有所不得已。杨兴訾史高所举，不过私门宾客，乳母子弟。见《汉书·匡衡传》。杨震为大尉。耿宝荐中常侍李闰兄于震，震不从。阎显荐所亲厚于震，震又不从。司空刘授闻之，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见拔擢。三公之徇私阿好如此。郎觊条便宜言：“今选举皆归三司。每有选用，辄参之掾属。公府门巷，宾客填集。送去迎来，财货无已。其当迁者，竞相荐谒。各遣子弟，充塞道路。开长奸门，兴致浮伪。非所谓率由旧章也。尚书职在机衡，宫禁严密，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党之恩，或无所用；选举之任，不如还在机密。”观此，可知其迁变之由矣。

慎举于进用之初，终不过观其大略，其人究可用与否，必历试然后知之。故考课之法，实较选拔为尤要。^{(31)京房首创斯议，已见第六章第一节。魏卢毓为吏部尚书。明帝诏之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其言可谓知本矣。帝纳其言，即诏作考课法。《刘劭传》云：“景初中，受诏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事成未上，会明帝崩，不施行。”劭、毓所为，当即一物。杜恕言“奏考功者缀京房之本旨”，杜预亦言“魏氏考课，即京房遗意”，见《晋书》本传。其学盖有所承。刘劭言百官考课，历代弗务。王昶亦受诏撰百官考课事。昶以为唐、虞虽有黜陟之文，而考课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职，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又无校比之制。杜恕亦谓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着，阅七圣而课试之文不垂。傅嘏言刘劭考课论，虽欲寻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阙亡。则自京、焦以至卢毓辈，议论虽有所承，条例殆皆新造也。考绩之弊有二：一为专尚苛猛。章帝元初二年诏所谓“以苛为察，以刻为明”；左雄所谓“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办为贤能，以理己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也”。一则参以私意。刘廙曰：“长吏之所以为佳者，奉法也，忧公也，恤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来有所不安。”而“黜陟颇以州郡之毁誉，听往来之浮言”，则阿不烹，即墨不封矣。二者之弊，皆起于无法。故奉行者无所准，而怀私者得肆其涛张。然则考课之法，盖相需孔殷矣，而惜乎其终不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