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秦汉时实业（第7/9页）

^{(17)自此令除，而钱法大乱。《志》载贾谊之谏曰：“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他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殽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又云：“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众。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其祸可谓博矣。晃错对策，顾以“铸钱者除”，为文帝大功之一者？当时私铸之罪为大辟，错盖谓盗铸令除，则民命可全，而不知其所损者实大也。不特此也。是时吴王濞既即章郡铜山铸钱，文帝又赐邓通以蜀严道铜山，今四川荥经县。得自铸，见《史》、《汉》《佞幸传》。《志》言吴、邓钱布天下。《佞幸传》亦云：邓氏钱布天下，《盐铁论·错币篇》：大夫曰：“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煑盐。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此亦开兼并之端。贾山谏除铸钱令，谓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盖为此发也。文帝之政，亦可谓敝矣。至景帝中六年，乃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铢钱。五年，罢三铢钱，行半两钱。元狩四年，行皮币白金。五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又令京师铸钟官赤侧。其后白金、赤侧皆废，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币制乃稍定。已见第五章第十节。《盐铁论·错币篇》：文学曰：“往古币众财通而民乐。其后稍去旧币，^{(18)更行白金龟龙。民多巧新币。币数易而民益疑。于是废天下诸钱，而专命水衡二官作。吏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农人不习，物类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奸真。商贾以美贸恶，以半易倍。买则失实，卖则失理。其疑惑滋甚。”然则专令上林三官铸后，至始元时，圜法犹未大定也。然是时措置已合，故终能渐趋安定，而五铢遂为最得民信之钱。
钱币者，物贾之度量衡也。度量衡可一不可二，钱币亦然。故古虽各物并用，秦、汉间遂专重金、铜。然事变之来，每非其时之人所能解。不能解，遂欲逆之而行。汉武欲行皮币白金。哀帝时，又有上书，言古者以龟、贝为宝，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宜可改币者。见《汉书·师丹传》。皆与文学谓往者币众财通而民乐，同一见解也。又有谓钱可废而代之以谷帛者。晃错曰：“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为物轻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贡禹曰：“铸钱采铜，一岁十万人不耕。民坐盗铸陷刑者多。富人臧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平，奸邪不可禁，原起于钱。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毋复以为币。除其贩卖租铢之律。师古曰：租铢，谓计其所卖物价，平其锱铢而收租也。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意农桑”。皆见《汉书·食货志》。后汉肃宗时，张林言谷所以贵，由钱贱故也。可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诏诸尚书通议，为朱晖所驳，事寝。后陈事者复重述林前议，以为于国诚便。《后汉书·朱晖传》。均系此等见解。景帝后三年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昭帝元凤二年、六年，皆诏三辅、大常郡得以叔粟当赋。皆可谓颇行其议者。王莽之见解，盖亦主张众币，故其定制，至有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已见第六章第二节。事与时违，卒至大败。其时公孙述废铜钱，置铁官钱。注云：置铁官以铸钱。百姓货币不行。蜀中童谣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盖民习于旧，不愿更张也。光武建武十六年，以马援议，行五铢钱。终后汉一朝无大变。至汉末，董卓出，乃大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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