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家事（第6/7页）

许广平说：“他（鲁迅）不高兴时，会半夜里喝许多酒，在我看不到的时候。更会像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莱谟斯一样，跑到空地去躺下。至少或者正如他自己所说，像受了伤的羊，跑到草地去舔干自己的伤口，走到没人的空地方蹲着或睡倒。这些情形，我见过不止一次……有一次夜饭之后，睡到黑黑的凉台地上，给三四岁的海婴寻到了，也一声不响的并排睡下，我不禁转悲为笑，而他这时候倒爬起身来了。他决不是故意和我过不去，他时常说：‘我们的感情算好的。’”

美国女记者项美丽在中国生活了十年（1935—1944），其中五年住在上海，大部分时间是和邵洵美同居。他们在霞飞路置了一处“并不富丽而是普通”的寓所，属于临街的平房，有竹篱笆和外面隔开。邵洵美早有家室，他们同居是公开的，邵妻盛佩玉也不反对，项不时去邵家拜访，盛都以礼相待。

广东人梁炎卿后来在天津发迹，成了大买办。他虽有妻妾四人，但没染上洋场恶习。梁一生不赌博，不奢侈，摒绝烟酒，不备车马，终生过着清简的日子。

作家汪曾祺十几岁时，就和父亲对坐喝酒抽烟。他17岁时给初恋情人写信，父亲在一边帮着出主意。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汪曾祺说：“他的这种脾气也传给了我。不但影响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的关系，而且影响了我对我所写的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

谢冰心和吴文藻留学归国，先后到燕京大学教书。两人即将成婚时，学校分配给他们一栋燕南园的小楼。谢冰心回忆说：“1929年春，我们都回到燕京大学，我在课余还忙于婚后家庭的一切准备。他呢，除了请木匠师傅在楼下他的书房的北墙，用木板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外，只忙于买几张半新的书橱、卡片柜和书桌等等，把我们新居的布置装饰和庭院栽花种树，全都让我来管。”

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小时候生活在安徽老家，后被陈独秀接到上海，但并不在一起生活。陈独秀安排两个孩子白天在外做工，晚上寄宿在《新青年》杂志发行所的地板上。两个孩子的后妈（也是姨妈）高君曼看不下去，向陈独秀提出让孩子回家居住。陈说：“你真是妇人之仁，那样虽是善意，反而容易生出恶果。少年的人生，就应该让他们自创前程。”

梁漱溟教育子女有独到之处，其子梁培宽回忆：“从小学到中学，父亲从不过问我的考试成绩，从没有向我要过成绩单。考大学这样的大事他也不管不问。我上初一的时候，考试成绩一般都是中等，父亲也没提出更高的要求。”“有一年寒假，学校突然通知我补考地理，那时是60分及格，我考了59分。通知单寄来时，父亲刚好在旁边，我就给他看，他看了以后，一个字都没有说就还给我了，没有不满的表示或任何批评。我理解他的意思，不及格是怎么造成的，你自己清楚，不需要我说，我也说不出来；不及格之后应该怎么办，你自己也应该知道，也不需要我多说。”

画家白蕉一次与妻子吵架，愤而击碎一烟灰缸。事后不免懊悔，说：“天下无不是的老婆。”

曹聚仁这样描述他的忘年交吴稚晖：“他个人生活的简朴，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看起来，一件旧的布大褂，领口叉开，一副土老儿样子。他住的是三等小旅馆，坐的四等火车，喝的是小茶馆，吃的小饭馆，夹着一把纸雨伞，一日步行百里，70岁了，还会爬上峨眉山顶去。他绝对不坐人力车；有人送他一辆新车，他就用锯锯掉了把手，放在房间里当作椅子坐。”

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有惧内之名。周有一次在北京家中大宴宾客，来者皆为冠盖。席间有人知其底细，故意捉弄他，发起叫八大胡同妓女条子伴客，周不便阻止。酒酣时，肉竹并奏，甚嚣尘上。周太太闻后大怒，吩咐佣人把电灯总闸拉了，顿时漆黑一片，客人和妓女只好摸黑散去。次日，周作民挨个向客人登门道歉。

谢之光当年是上海画月份牌的三大名家之一。谢行为放浪，但惧内。某次外遇被老婆侦知，赶去捉奸，谢一见老婆拔腿就跑，其妻眼看着追不上，急中生智，连呼抓强盗，把警察引来。谢被捉拿后，其妻过来笑嘻嘻地对警察说：“他不是真的强盗，我们夫妻吵闹，故意诬说他的。不过劳烦了你们，真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