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出行（第3/4页）

1946年3月17日上午10点，戴笠自青岛乘航委会222号运输机飞南京。一说戴笠此行是为了接影星胡蝶一同赴沪，实则胡蝶并未与戴笠同行。下午1点左右，飞机到达南京上空，因遇雷阵雨，无法正常着陆。南京明故宫机场打开导航台，引导飞机穿云下降。如不行，则改飞上海或济南。但上海、济南上空天气也不好，222号飞机只好在南京再作穿云下降。飞机在云雾中失去方向，与地面联系困难，雷雨中三次下降都越过机场，无法着陆，最后一次下降时偏飞至江宁县。下午1时6分，222号飞机与地面电讯联络突然中断，地面多次呼叫也听不见机上的讯号。最终高度只有200米的板桥镇戴山，成为戴笠此行的葬身之地。

1924年暑假，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教育厅联合举办一次暑期讲演会，从北京请去十位著名学者，鲁迅、蒋廷黻等都在内。他们先乘火车到陕州，然后取道黄河往西安。负责接待的张辛南先到陕州，雇了两只民船。不料行船不久，就赶上狂风暴雨，昼夜不息。次日早晨风雨停息后，船主带着几分后怕说：“昨天晚上险呀！如此大风，船不能下锚，倒行十余里，如果倒行到鬼门（陕州附近黄河中有砥柱山，兀峙中流，分河为人、神、鬼三门，惟人门可通舟楫，其险过于长江之三峡），那就没救了。幸托庇龙王爷保佑，得安然无事，诸位先生真是大命的。”

茅盾入商务印书馆一年后，其弟沈泽民考入南京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17年夏天，茅盾回乡与母亲一起送弟弟去南京上学，也顺道游览了南京的名胜。回上海时，母亲提出乘船走长江，茅盾便在航行于汉口到上海的三四千吨的豪华客轮上订了一个官舱。轮船起锚后，他扶着母亲在甲板上散步。沈母遥望江天，颇有感触地说：“你父亲一生只到过杭州，我今天见的世面比他多了。”

孙中山和章太炎都住上海时，章太炎常雇人力车去孙家，但归途却不识路，每次都由孙派人另雇一车送章回家。某次孙派人送章出门，门口只有一辆人力车，章坐上车即令车夫快跑，本欲送章回家的人等到另一辆车来时，章早没了踪影。车夫半路上问章去哪里，章说：“家里。”车夫问家在哪里，章答在马路上弄堂里，弄堂门口有一家纸烟店。结果是章一直坐着人力车在街上打转。

金城银行老板周作民奉行有饭大家吃的管理之道。上海总行内，私人汽车有二十多辆。都由银行负责汽车的开销。有人评论说：换一个人当总经理，看到这许多坐汽车的开支，一天都受不了。而周作民就是凭着这种做派，号召两千多人糊里糊涂地替他出尽力气。

茅盾写《子夜》时，曾把部分初稿给瞿秋白看。原稿写吴荪甫出行坐的轿车是福特牌，因为当年上海有钱阶层流行福特轿车。瞿秋白则提出，像吴荪甫这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高级的轿车，他建议改成雪铁龙牌，茅盾定稿时采纳了瞿秋白的意见。

民国时期，长沙的黄包车别具特点：车夫身穿长袍，拉车不跑，漫天要价。因而除了老年人及带行李的旅客，一般市民都不坐。

1937年秋天，为避战乱，茅盾把两个孩子从上海送到内地。回程从武汉买了张到杭州的车票，10月24日发车，抵杭州已是11月5日，走了将近两个星期。

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后，全家于1930年11月28日离开上海去北平。当日胡适门生罗尔纲随胡适一家四口乘出租车到火车站，他说：“满以为胡适广交游，徽州亲戚也不少，今天月台一定站满亲朋来送行的。谁知半个影子也没有。”火车抵北平前，罗尔纲又以为胡适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的负责人和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至少这两个单位应该有人来接，“谁料车进了站，同样连影子都没有。”只有胡适的表弟雇了一辆汽车，把他们领出车站来到汽车前，随即也离开了。

1918年5月13日，即徐悲鸿与蒋碧微“私奔”的前一天，徐秘密通知蒋碧微，要她当晚悄悄离家，雇黄包车到爱所亚路长发客栈找他，并叮嘱说：雇车要找留辫子的车夫，因为那种人比较老实可靠。

民国初年，陈三立住南京中正街，家门口有一条很短的铁路。一日陈独自出游，回来时乘人力车，车夫问地名，陈茫然不知，便挥手让车夫前行。穿街入巷，走了一阵子后，车夫又问地名，陈仍答不出来，忽急中生智，想起了火车声，便告车夫家在火车站附近。而车夫所行，正与其家的方向背道而驰。好不容易回到了家，家人有的四处寻觅，有的立在门口张望。若是门前没人，陈也未必认得出这是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