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居所（第5/10页）

再如闻一多的书房，梁实秋评价为“充实、有趣而乱”。“他的书全是中文书，而且几乎全是线装书。”“主人要作考证，东一部西一部的图书便要从书架上取下来参加獭祭的行列了，其结果是短榻上、地板上、唯一的一把木根雕制的太师椅上，全都是书。那把太师椅玲珑帮硬，可以入画，不宜坐人，其实亦不宜堆书，却是他书斋中最惹眼的一个点缀。”

1933年，丰子恺自己设计的缘缘堂建成。五年后，缘缘堂毁于战火，丰子恺对这个乡间住宅有这样一番细致的追述：“正南向三开间，中央铺方大砖，供养弘一法师所书《大智度论·十喻赞》，西室铺地板为书房，陈列书籍数千卷。东室为伙食间，内通平屋三间为厨房、贮藏室及工友的居室。前楼正寝为我与两儿女的卧室，亦有书数千卷。西间为佛堂，四壁皆经书。东间及后楼皆家人卧室。五年以来，我已同这房屋十分稔熟。现在只要一闭眼，便又历历地看见各个房间中的陈设，连某书架中第几层第几本是什么书都看得见，连某抽斗（儿女们曾统计过，我家共有一百二十五只抽斗）中藏着什么东西都记得很清楚。”丰子恺建缘缘堂花了6000元，他说：“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来和我对掉，我绝不同意。”

据郑振铎统计，上世纪30年代，上海大约有30％的店伙计或堂倌一类从业者居无定所，甚至连固定床位也没有。他们白天把铺盖卷起来，置于角落。晚上关门后，再取出铺盖铺在地上或柜台上睡觉。还有约40％的人虽有固定床位，却不是正经的屋子。一楼一底的房子竟然可以住六家人。郑振铎眼见的一处是这样一种“布局”：“最阔的两家，一家占了楼上的客堂，一家占了楼下的客堂。其次是亭子间的一家，其次是楼梯下的余地是一家，楼上梯边余地又是一家，厨间是一家。”

1934年，荆有麟对南京的街面有这样一番观察：“每一座洋房的旁边或附近，好像是规定似的，总有一些茅草屋。洋房里的主人翁，出入是汽车，不用说，很阔气了；而他的芳邻，却不是拉车的，就是种菜或者做小生意的。以我想：大概十个茅草屋人家的一月劳动，不能够一座洋房内的主人的一日开销，因为很有些洋房内弄‘中’、‘发’、‘白’，往往几小时的输赢，就在几百元以至几千元以上呢。”

抗战胜利后，黄裳作为记者去南京采风。在一家旧书店闲逛时，听老板说起大汉奸陈群的“泽存书库”，便去造访。那里已成为中央图书馆的一个阅览处，黄裳被引入一间小巧玲珑的客厅，“里边布置楚楚，沙发古画，不染纤尘。窗外小池假山，居然颇有幽趣”。

1935年，丁玲被捕出狱后，曾借宿于林学家傅焕光在南京中山门外苜蓿园的房子，这房子位于傅的私人农场的庭园中。庭园内有果树、紫藤及一些名贵花木，实际上是一个苗圃。傅家的房屋大小十幢，其中茅草盖顶的几间日本式房屋，墙壁呈粉红色，冬暖夏凉。窗外林木成荫，前面有一块大空地，四面是竹子围篱。园内的房舍，除傅家自住外，尚有一些余房被特务头目徐恩曾（傅在南洋公学时的同学）借走。后国民党的不少高官，包括蒋介石、于右任等常在假日到此休憩，因而一到周末，这里便车水马龙，但平时十分幽静。丁玲住在这里，实际处于“幽禁”状态。中统特务为了监视丁玲，还同时安排已变节的姚蓬子一家，与丁玲一家同住在几间西式平房里。其中就有姚蓬子四岁的儿子姚文元，丁玲当时曾给他吃过糖果。

冯玉祥曾在一篇回忆文字中提到蒋介石在南京汤山的浴室：“蒋介石请我到南京的汤山去洗澡，我看那里布置得好极了，门口外边有两个宪兵，院子里边有各种的花草，有一个厨房，来的时候，可以吃点心，也可以吃饭。里面是几个洗澡的池子，这就是蒋介石洗澡的地方，不但民众进不来，就是小官也进不来，大官若与蒋没关系的也进不来。我们洗完了澡，蒋介石说：‘常说的话：平、粤、沪、汉这四个地方拿在手里头，全中国就都在他的手中了。’”

郁达夫和林语堂都对杭州的城隍山颇有好感，两人曾商量集资买地，在山上盖一个俱乐部。他们盘算用一千元买地，四千元造房。但当两人实地考察时，发现山上几处最好的位置，都被有钱有势、不懂山水的人侵占去了。再选址只能是南山之下，与山居的原意已属不合，遂遗憾地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