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激烈的少年大师（第4/5页）

“三民主义”中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就是指“排满”，也叫“驱除鞑虏”。刘师培认为这一条有局限性：“排满主义不必以种族革命目标，谓之阶级斗争之革命可也。”这在当时是颇具先进性的。但是他又过分贬低了民族主义。他讥讽民族主义思想是学术谬误，心术险恶，政策偏颇。但是他混淆革命的保皇说法与不易操作的反帝主张，客观上起到了打击革命派、“保护满政府”的作用。因此他受到孙中山等人的反驳。

“三民主义”的第二条是“民权主义”。意思是仿照欧洲经验，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刘师培强烈反对这一点。他认为共和国所标榜的民主选举制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这一点在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认识上，应该说刘师培要比孙中山等人清醒、深刻得多，他指出的问题在中国也很具现实性。尤其是民国建立后的政治状况更印证了刘师培观点的合理性。但是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与专制无异，这一点又过于极端，完全忽视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正面价值。

“三民主义”的最后一条是“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刘师培认为这是向汉武帝的盐铁专营和王莽的改制学习。他说：“土地财产国有之说，名曰均财，实则易为政府利用。观于汉武、王莽之所为，则今人欲设政府，又以平均地权愚民者，均汉武、王莽之流也。”

正是他对“三民主义”的强烈反对，导致他与孙中山、同盟会关系十分紧张，他一个人的“革命”也为其政治生涯添上了一笔悲壮的注脚。

“惧内泰斗”

刘师培其貌不扬，娶了个老婆却非常漂亮。她老婆名叫何震。何震原名何班，是江苏仪征何承霖的女儿。刘何两家世代有些交情，刘师培娶何班，可谓是亲上加亲。何班跟着刘师培来到上海后，随即进入爱国女社读书，很快就成为一名激烈的女权主义者。她和刘师培结婚后，改名为“震”，并为显示男女平等起见，将姓氏也改为父母两姓，自署何殷震。

刘师培是吴中才子，但在何震面前却懦弱得一塌糊涂。何震经常对刘师培作“河东狮吼”，刘师培因畏妻如虎，被人戏称为“惧内泰斗”。石之轩写的《黄花赋——共和国前夜风云录》虽然是一本历史小说，但内容并没有脱离史实。在这本书中，对何震作了这样的描述：“平日他（刘师培）对何震是又爱又怕，爱是因她美貌，怕是因她泼悍。何震打着‘男女平等’的大旗，动辄对刘师培施以训斥惩罚，甚至拳脚耳光。闺房之内，刘师培完全受制于她，时间长了，对她的畏惧早已成为一种习惯，事事以讨她的欢心为目标。何震崇拜英雄，刘师培就极力要做个英雄，何震对他恨铁不成钢，他便处处要装得像块精钢。所以在他身上，思想上的激烈与生活上的懦弱恰好都走了极端。”

刘师培到底怕老婆到什么程度呢？据刘师培的朋友张继回忆，有一天晚上，刘师培慌慌张张地冲进他家，喘息不定的时候，外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叩门声。只见刘师培面色惨白，哆嗦着说：“必是我太太来了，怎么办？我非躲起来不可！”说完就闪电般冲进卧室，并迅速钻到了床底。张继开门后，发现是他的一位朋友，就进卧室叫刘师培出来。刘师培以为张继骗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从床底下钻出来。最后张继无计可施，只好趴下把他从床底硬给拽了出来。

单纯“惧内”也就罢了。刘师培除了在思想上紧跟何震外，还心甘情愿地被戴了一顶“绿帽子”。对于这件事，张鸣的《历史的底稿》一书是这样描述的：“废除家庭的高调，原本不过是何震为了名正言顺地红杏出墙，明目张胆地在刘师培眼皮底下，跟情人双入双出，据说刘师培一点脾气都没有。刘师培后来之所以变节，实际上也是何震的情人给牵线搭的桥。”

何震的情人就是她的表弟汪公权。1907年春，刘师培在章太炎的邀请下，带着母亲、妻子和汪公权东渡日本。一开始，章太炎一直与刘师培夫妇同租一处合住，“三人同住一起，亲密得像一家人。但是，不过两个月，就吵得不可开交，章太炎不得不搬到《民报社》居住。”（近代史专家杨天石的《晚清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