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专精他业的语言大家（第4/6页）

在音乐上有绝好听力的说法，赵元任大概就是有绝好听力的人。有一次他到西湖游玩，忽然看见湖上有个木鱼店。这个店开设在湖上，赵元任忽发雅兴，棹了一叶轻舟，到店里去选购。他左敲敲，右敲敲，不一时选了十来个。只见他一手持一根木鱼槌，竟敲出宫、商、角、徽、羽诸般声调。他两手互击，挥洒如意。一曲奏终，竟是当时很流行的一首歌《教我如何不想她》。

赵元任在音乐领域的主要成就表现在音乐作品及音乐理论方面。在大学期间，他就开始创作曲子。“五四”时期，赵元任创作了大量的新音乐作品，他和陈田鹤等人给当时的新诗歌配以新音乐，使音乐作品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把中国音乐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赵元任音乐作品中音乐界评价最高的是他在“五四”时期创作的《新诗歌集》，《教我如何不想她》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首。

赵元任试图把民族风格与西洋音乐技巧结合起来，他大胆的探索，为现代音乐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的音乐创作，得到音乐界的高度评价，萧友梅在介绍赵元任《新诗歌集》时称其是10多年来最有价值的作品，赵元任是中国的舒伯特，说这种舒伯特派的艺术歌曲“替我音乐界开了—个新纪元”。

赵元任提出的建设中国现代音乐的理论，事实已经证明是正确的：简谱、五线谱早已代替了工尺谱；ABCDEFG也早已代替了五音的说法；和声以及许多西洋音乐的作曲技巧已经在中国民族音乐中广泛运用。西洋音乐与中国音乐的结合，给中国民族音乐走向世界带来了新的希望。

赵元任在音乐方面的活动大部分是业余的，但是由于他的音乐创作紧随时代前进的潮流，反映了“五四”以来一代要科学、要民主、要改革的社会进步人士的思想感情，因此很有影响。赵元任极富创新的性格，在音乐的理论和作品方面也打下了他创新的深刻烙印。

“言有易，言无难”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出自于赵元任门下。当时赵元任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列为清华四大导师。王力1926年夏考入国学研究院，同班32位同学只有他跟赵元任学习语言学。他对赵元任的音韵学课十分感兴趣。受赵元任影响，后来他去法国学习语言学。王力的论文《中国古文法》，梁启超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写有“卓越千古，推倒一时”的评语。赵元任却专找王力论文中的毛病。王力的论文中在谈到“反照句”和“纲目句”时，加上了“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中罕见”的附言。赵元任看到这个附言后给了如下批语：“删附言！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在赵元任看来，绝对不可以根据看过的部分材料就轻易地下结论。

王力当时虽然采纳了导师的意见，但是对“言有易，言无难”的深刻含义并没有深刻领悟。不久，他又写了一篇题目为《两粤音说》的论文，赵元任把这篇论文推荐发表在《清华学报》上。文中说广州话没有撮口呼。当时赵元任还没调查过广州话，没有把握断定有无，但他仍然记着这件事。1928年赵先生到广州进行了方言调查，发现广州话没有撮口呼的结论是错误的，立刻给在法国学语言学的王力写了一封信，信中以“雪”字为例，证明《两粤音说》的错误。王力至此才真正理解了“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的含义，并从此将赵元任的六字批语作为座右铭。

一天晚上，陈寅恪、吴宓与赵元任夫妇闲谈，赵元任忽然问吴宓：“雨僧，你怎么老是叫陈寅ke是陈寅que？”吴宓非常诧异，反问道：“大家都叫他寅que，难道不对吗？”陈寅恪微微一笑：“大家都那么念，我也没办法。”赵元任严肃地说；“总要有个标准。这个字就是该念ke，我是在民国十三年才发现寅恪自己拼写德文，写作YinkoTshen的。寅恪是谦谦君子，不好意思纠正别人。但是我是喜欢咬文嚼字的。这个字念错了，以讹传讹，可不得了。”

陈寅恪的“恪”字，的确应该念ke而不是que，只是因为陈寅恪的江西口音比较重，所以不少人都跟着他错了。王国维和赵元任都喜欢音韵学，两人早年都曾熟读《说文解字》。王国维曾说，识字自《说文》始。要成为大学者，没有哪个不用心钻研的，这正是他们能做大学问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