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第6/7页）

我听时万感交集。要是根据日后土改工作者的词语，我家已剥削他家一生一世，王七爷还在被剥削至尽头身故。可是在这里我面临着受害者的妻子，下一代佃农的母亲，她不仅对我们无恶感，还承望带着传统道德的主仆关系能够通过来世今生，继续存在。

以后我读到土改工作者的报告，他们的实地经验也和我们的想法同，最初极难鼓动村民造反。佃农不仅恐怕日后报复，而实际有很多与地主休戚相去不远，不愿恩将仇报。中共人士要竭尽各种手段，才能策动他们参与“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因为“矫枉过正”，即不少土改工作者本人亦为之战栗。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只不过易地而处，也必将遇到同样的遭遇。

但是在这种环境之下，为什么中共的土改竟能成功？解放军也能在内战里获胜？

我一直待第二次来到美国，重作学生，读到西方政治思想家的著作，才能获得局部的解答。

我们习俗以为的“自由”，只以为照目下状态各人自行其是，这是一种局部而肤浅的解释。真正的自由务必打破习俗上非道德的羁绊，而恢复到纯真的境界。比如说在南北战争之前有些美国之奴主，也以为自己待奴隶仁厚，实际则只在奴役他们的关头，稍微宽容。在那种情况之下虽为奴主也并没有享到真正的自由，也还是迁就于习俗，维持原状。

我们虽没有将王七一家当作奴隶看待，但是他们就业没有选择，佃农身份有同遗传，胼手胝足而衣食未周，外敌入侵得不到适当的保护，已较奴隶的身份有过无不及。远在30年代及40年代，费孝通即指出中国（大陆部分）地少人多，土地的收入已不能同时供应地主与佃农。假使没有以后的土地改革，则日后很多新兴事业不能动手。上述我家窘状，我外祖家大舅等窘状也只有每下愈况，此种情况不能算是我们自由意志下的决策。

远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卢梭论自由即已提出自由乃是一种高贵的品质。在他之前，洛克创“劳力价值论”，即谓上帝以全世界之资源赐给全人类。各人以自己的劳力与一部资源混合，则此部分，成为他的私人财产。即在当日内战期间，我们站在政府军的立场，也并不即是反对一切的改革，而是希望中国能统一，获得外援能将经济成效由工商业而泽润于农业，由滨海而及于内地，以缓和改造期间的痛苦。局势的发展既已证明此种奢望成为梦想，农村问题已迫不及待，并且取消地主所有，犹且不足，仍要土地国有，集体经营；集体经营不足，还要承包到户；所有行动都不可逆转，这样看来，全盘发展可以算作卢梭及黑格尔所说“公众之志愿”，至此我们也只能接受历史之仲裁了。

类似情形下，日本在麦克阿瑟督导之下执行土地改革，台湾实行“耕者有其田法案”，南韩美军将北韩军驱逐后不许地主阶级重返，也都不能逆转，也都可谓符合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

这并不是对改造期间的残虐行动洗刷。我想任何人也无从为之洗刷。至此我们只能引证黑格尔所说，在历史中的一种大变动前，没有人能洞察其行动的实际意义，虽领导人亦不过较旁人所知略多而已。我们的观察，则是发展的过程中极难预见其牵涉之深，范围之大。一百年前张之洞已看出：“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他已说穿横对面前需要的改革，已是中国两千年以来之所未有。但是他仍没有想及贯彻始终，需要推翻专制，而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犹且不足。其背景则在中国的革命必须通过蒋介石阶段、毛泽东阶段，至邓小平阶段方见水落石出。为什么在行动之中，很多人还要引出许多额外的残酷手段？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见及需要改变的范围之大。他们总以为自己所能掌握的局面，即是一切问题的终结，所以他们用道德的名义，标榜着至善与极恶，有如司马迁之论法家“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这一念之差，才在人世间造成很多额外的痛苦。我们论评历史主张多利用技术的角度将史实引长放大，也即是避免“惨礉少恩”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