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16世纪的现实与主要的财政问题（第7/22页）

由于文职官员的任命标准严格，包括皇亲、宠臣及宠臣的亲戚都投充于军队之中，他们多是滥竽充数之徒，造成军队冗员严重。15世纪60年代，京军一卫就有军官近3000人，而其定额，包括军官与士兵才5600人〔71〕。皇帝的母舅、岳父、内兄内弟常常受封为伯侯，他们的子侄也随后变成同知、千户。受宠宦官的家侄，可能会成为指挥、佥事。一个宫女的父兄也可能得到校尉、百户这样尊崇的头衔〔72〕，以此作为她勤恳服务的赏赐。这种答谢其功劳的方法与欧洲的王室赏赐给厨师勋章十分相似。

明代军官世袭，造成京军冗员严重，规模逐渐失去控制。同样，居住在各省的藩王宗室也由国家供养。1371年，就有上报说大小武官有12980人〔73〕。在洪武末期其数量已经上升到28000人〔74〕。到1455年，在京武职就有31790名〔75〕。在1469年，据说武职已愈80000名〔76〕。到1520年左右，武职增大到100000余人，已经失去控制〔77〕。其中的大多数人无疑要居住在京师。

这种滥封军衔的陋习所造成的财政后果有些奇特，因为这些冗员的俸禄与正式的文武官员一样，数额不大，不会造成国家的预算膨胀。向他们支付俸禄实际上是皇帝自己掏腰包，从金花银中支付。只有一部分的实物（包括粮食与棉衣）由户部来提供。俸禄册上的人员数量越多，每个人所得的就越少。这就成为军官俸禄低的一个原因。

漕粮受冗员影响最为严重。运到京师的漕粮数量一度有很大波动。从1472年开始，它基本固定为每年400万石。其中有一小部分，通常约为300000石被直接送到边境军镇〔78〕。这样在京师可用于支配的漕粮约有370万石。其分配采用配给制度。一般情况下，所有的文武官吏，不管其职衔高低，每人每月为1石米，以此作为其俸给的一部分。服役的士兵与工匠则减半〔79〕。到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早期，合乎领取禄米条件的人不少于300000名〔80〕。1502年，根据户部尚书的报告，他们每年共要放支禄米338万石〔81〕。每当解运的漕粮不足或者有额外支出时，京仓就会发生亏空。这样，耗资巨大解运来的漕粮，却于帝国的财政无补，它虽然解决了首都的食物供应问题，但接受者多为冗员，他们于国无益。

内阁大学士杨廷和（见第一章第一节）曾对这种情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1522年，在嘉靖皇帝即位时，这位素来厉行简朴的政治家立即从俸禄册上裁汰冗员148000名，恩幸得官者皆被斥去。这次裁革每年可节约漕粮153.2万余石〔82〕。这些节余所折成的银两成为明帝国度过16世纪中期财政危机的重要因素（见第七章第一节）。

第二节　土地和人口数据

土地数据

1587年刊行的《大明会典》记载了三组土地数据：1393年是850762368亩；1502年是622805881亩；1578年是701397628亩〔83〕。直到最近，这些数字还被认为是纳税的田土亩数，具有研究价值。但是经过20世纪40年代几位日本学者全面彻底的研究之后，这些数字的真实性逐渐暴露出来了。现在看来，1393年的8.5亿亩的数字不是一个真实的财政记录，正如藤井宏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数字要包括荒地和被指定为需要改造的荡地〔84〕。而且这一数字也不是像原来所认为的那样是通过全国性土地清丈所得到的数字，各省直的数字大多是随意估计出来的。明代前期纳税田土面积要少于4亿亩，这个数字可见于实录〔85〕。

1502年的数字似乎来源于那年编制的黄册，但实际面积不及2亿亩。而记录在1510年刊行的《大明会典》的数字是422805881亩。清水泰次最早发现了这一差异，指出后来刊行《会典》的编纂者们可能对湖广布政使司上报的田土总数较少感到有所迷惑，因而随意地给该省增加了2亿亩〔86〕。

按照这两位学者的看法，1578年的数字同样地夸大了湖广布政使司的地亩数，多统计了19000万亩。考虑到统计数字的平衡，田土总数修正之后，应该是接近5亿亩。

在和田清的《明史食货志译注》中，藤井宏修正了田土总数：1381年是366771728亩；1391年是387474673亩；1502年是422805892亩；1578年是510612728亩。尽管这个发现有充足的论据，但所引用的证据还仅是一种启示，而不能以此得出结论。他的推论是很合乎道理的，但没有确凿的证据〔87〕。此外，这些修正的数字还只是税亩数，并不代表实际的面积（见第一章第二节“税亩折算”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