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盛世之巅（第6/18页）

　　理由之二是清王朝和准噶尔汗国已经共享了20年的和平，双方都从这种和平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雍正末期的两次大战打了个平手之后，双方清楚地划定了边界，谨慎地控制着自己的力量，在边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大的摩擦。双方的贸易也迅速兴起，每次交易，牛羊上万头，给双方都带来了实惠。实现和平之后，清朝10多万大军撤回内地，20年间节省了数千万两军费，陕西、宁夏、甘肃等地民众也不用负担沉重的粮食供应任务，生活大大改善。正是边疆的稳定，为乾隆盛世的到来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认为应该继续这种和平状态。他们甚至认为如果出兵就是“师出无名”，双方和平条约既已签订，大清乘准噶尔内讧之机破坏条约大举入侵，于理不合，不是天朝上国应该有的做法。

　　理由之三是20多年没有大规模战争，全国上下已经习惯了和平，“人心狃于久安”。如今突然要大规模对外作战，人们毫无精神准备。况且战争是天底下最花钱的事。特别是远赴西域，必须往西部运送大量的军粮和军事物资，这些在几个月之内根本不可能。而且一旦战争失败，那么这些草原狼很有可能乘胜追击，一举深入内地，给大清帝国带来难以承受的灾难。这个后果，谁也承受不起。

　　虽然在乾隆二十年前后，乾隆皇帝已经在大清帝国建立起牢不可摧的权威，把大清官僚机器收拾得服服帖帖，可是他的决定一发出，还是遇到了巨大的阻力。这些奴才怀抱着为主子考虑的耿耿忠心，雪片一样飞来反对的奏折。他们一致认为，皇帝登基以来，万事都英明伟大，只有这次的决定，实在是大错特错了。

　　乾隆对这些“忠心耿耿”的奏折不屑一顾。因为他站的高度和角度与众人不同。

　　乾隆皇帝的雄心、自信心和责任心在清代帝王中首屈一指。他身上承担的，是祖父与父亲两代的重托。每逢皇父忌日，乾隆都要盥手焚香，将载有“宝亲王弘历（乾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仁皇帝（康熙）于诸子孙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一段文字的皇父传位遗诏恭读一遍，“以志思慕之诚，以凛继绳之重”。在乾隆政治生涯过半时，他曾说过：“自古帝王所以禀承付托者，不过其父而已，而我则身受皇祖、皇父两代的重托。言念及此，我还敢有一丝一毫的怠惰吗？”

　　他对自己的能力极端自信，绝不仅仅满足于自己统治的这一代平安无事。他对每件事的考虑，都是从“大清朝亿万斯年”这一大局出发，着眼于大清江山的永远巩固。因此，他要从内外两方面，尽可能彻底地消除威胁大清国家安全的任何因素。消除皇室、亲贵、朋党、权臣、太监对皇权的威胁，不过只是他国家安全战略的一半，另一半，则是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外部环境。

　　对外部环境的关注，是满族帝王与汉族帝王的最大不同。

　　历代汉族帝王对于周围的“四夷”，一贯抱存而不论的蔑视心态。清代帝王却从来不这样想。清代帝王本身就起自“夷狄”，自身的边疆少数民族身份，使得他们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对待和处理边疆民族问题。他们知道，只有深入了解每个民族的历史、现状、内部关系，才能恰到好处地进行统驭。

　　为了成功地处理边疆问题，清代前期帝王对少数民族历史、语言、风俗习惯都很感兴趣，乾隆皇帝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为了处理帝国周边事务，他有意识地下大功夫，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他回顾自己学习语言的经历时说：“朕即位之初，以为诸外藩岁来朝，不可不通其语，遂习之，不数年而毕能之，至今则曲尽其道矣。”“侵寻而至于唐古特语，又侵寻而至于回语，亦既习之，亦既能之。”也就是说，他在即位之初，也就是二十五岁之时，因为蒙古族首领岁岁来朝，遂开始学习蒙古语，不过数年已经基本掌握，如今更可以说登堂入室深有研究。从蒙古语出发，他又开始学习藏语，后来又开始学习回语，达到了“能之”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