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权力游戏（第5/15页）

是年秦国大饥。

是年秦攻韩，陷十二城。

这两件事告诉我们：如饥荒这种向来具有摧毁社会系统的大事件，对被商鞅改造过的秦国，竟然毫无影响，照样是穷兵黩武，攻掠四方。

这就是郡县制的效果，可以称之为体制的力量。

饥荒如果发生在其他国家，百姓就会大逃亡，敌国也会乘机进攻。但商鞅改造了秦国，百姓是不允许自由迁居的，必须在指定地点比邻而居，每十户人家为一保，一户犯罪，十户人家共同坐牢。每个人都具有奴隶与狱卒的双重身份，任何反抗的言行都会在第一时间被弹压。纵然是饥荒年间，也不允许去讨饭，一户人家讨饭，十户人家坐牢，所有的人都相互牵制揪扯着，纵然饿死，也无法改变境遇之分毫。

饥荒可以摧毁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但对于郡县制的秦国无损。相反，这实际上是秦国又一次用兵的机会，因为秦国最重军功，如果上了战场，不仅有饭吃饿不死，弄好了立个战功，从此就争得了更多的机会。

这就是体制的力量。体制不过是一种社会规则，这种规则让你沦为周边人群的囚犯，当然他们也是你的囚犯，人们相互监督，彼此憎恨，充满了绝望与暴力的冲动。这种体制永远会给你一个外部的敌人，并鼓励你快点去死。在这个规则中，受益的唯有君王，把老百姓关入笼子里，自己高高在上，恣意享受，予取予求，这是多么快乐的人生啊！

但赵高告诉我们，即使是君王，也不可能从权力中受益。

如我们所知，秦国打造出可怕的极端权力体制之后，首先遭殃的是六国百姓，然后是六国的贵族。当秦始皇一统六合而后，给世人的印象，他似乎成为了这个残酷游戏的唯一赢家。

但是，当秦始皇身死沙丘，帝国的权力落入秦二世之手，秦始皇的十七个儿子统统被处死，十个女儿被拖到咸阳街市五马分尸——秦始皇子孙后人噍类无遗，这就是始皇帝为获得至高权力而付出的代价。

权力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所有人都需要为此付出代价，鲜血和死亡，无休无止地付出。最后占据权力制高点的人，则必须以自己的子孙福祉为祭品，才能够换取此生的恣意妄行。

这就是赵高通过对权力功能的梳理，最终告诉世人的。权力是一种邪恶的社会法则，不会有任何人从中获益。

但赵高的这个观点，不会得到刘邦的认可。

因为刘邦正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大步前行，他有望取代秦始皇成为下一个赢家。这时候你突然对他说，别玩了大哥，这个游戏不好玩……他会很生气的。

事实上刘邦已经生气了。他开始第三次屠城，终于在屠城的数量上，超越了项羽。

第三次屠城

刘邦第一次屠城，是在城阳。这事司马迁将其记载在《史记·高祖本纪》中。

刘邦的第二次屠城，是在颍川。这事司马迁也写在了《史记·高祖本纪》中。

但当刘邦第三次屠城的时候，司马迁的手，已经有点颤抖了，不敢再写下去了。

继续写下去，司马迁就危险了，刘邦的后人、当时的汉武帝，不会跟司马迁有完。因为有关刘邦如何夺取天下，是史有定论的。这个定论叫——仁者无敌！可你见过杀戮百姓、屠城上瘾的仁者吗？

诸如国内史家陈隆予先生所著《刘邦与大业基业》一书中称：“由于刘邦治军纪律严明，命令所属起义军‘所过毋得掠卤（同掳）’，与残杀百姓的秦军和‘所过无不残灭’的项羽军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深受沿途百姓的拥护和欢迎。八月（公元前207年，刘邦五十岁），刘邦以势如破竹之势，一举攻克武关，打开了通向关中的南大门。这时刘邦的军队已发展到数万人。”

类似的评价，在相关的刘邦研究史料之中，比比皆是。这是史学家们坚定不移的信念。仁者无敌，不仁者有敌，你看项羽竟然屠了两次城，于是就成为了不仁者，就有敌，就不可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你看刘邦……也才屠了城阳和颍川两座城，虽然屠城数目与项羽齐平，但刘邦是仁者，就无敌了，所以拥有天下。

史学家们得出这个莫名其妙的结论，是因为他们只看了《史记·高祖本纪》，这里提及刘邦攻克武关时，是这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