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篇】 岳飞 堕落的天使（二）（第18/46页）

而造成社会基本是非概念丢失的内在原因，就是文化概念的丢失；外在原因，则是人与人之间基本行为准则“礼”的丢失——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刑者，法也；

庶人者，平民也；

大夫者，中层以上官员也；

刑不上大夫，并非象一些望文生义者讲的那样，说是官员可以不守法，或法不可治官，而是说官员为受过教育的人，本应知书识礼；而礼讲的是自我约束，法则讲的是强制执行，故官员不能象庶民那样，非法强制而不作为。反之，庶民因没接受过正规教育而不知礼，故不能象要求官员那样的要求他们自觉约束自己行为。而庶民面对的是一己的生存与发展，接触的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因此，他们必须在法律的监督下，解决彼此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冲突，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对者是之，错者非之，丝毫不能含乎。转自铁血

而“大夫”们面对的却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彼此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就不能以“个人”态度对待，因为很多问题的看法，由于各自学养、经历等因素而不可能完全相同，甚至常常完全相反，任何人都无法在一时之间判断谁对谁错。所以，作为社会管理层的“大夫”们，就必须要懂得并遵守“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在彼此尊重对方意见的基础上，尊重管理层做出的各种决定，并全力执行。对则共荣，错则共辱。

这就是“礼”。

法，告诉社会的是“你不该这样做”，所以它是以强制的手段让人与人之间保持彼此的距离；

礼，告诉社会的是“你应该这样做”，因此它是以自觉的行为约束让人与人之间保持彼此的尊重。

尊重，带给社会的是“凝聚”；

距离，带给社会的是“对立”。

即如面对议和，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就曾上疏曰：“臣谨按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臣窃谓秦桧、孙近亦可斩也……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日，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转自铁血

王伦身为南宋和议全权大使，所行均为国家社会，这与他的出身“市井无赖”有什么关系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不顾一己性命，四次往来交战国，终于说服金人还宋河南、陕西地，凭什么就该为此杀他的脑袋呢？他的“区区之心”与胡铨的“区区之心”，难道真就无相同之处吗？难道真的就是“不共戴天”吗？

而一个社会的管理层，在民族危亡关头，内部竟闹得这样生死对立，又究竟对谁有利呢？

这就是失礼必然导致的情绪化社会性对抗！

而在这样的情绪化社会性对抗中，对抗双方往往看到的只是对立方的缺点，就是看不到自己的缺点。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又是完美无缺的呢？即如老都督张浚，“人号‘小元祐’，所荐虞允文、汪应辰、王十朋、刘珙等为名臣；拔吴玠、吴璘于行间，谓韩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见刘锜奇之，付以事任，卒皆为名将，有成功，一时称浚为知人。”但他却错失陕西，冤杀曲端，误用吕祉，坐叛淮西军，焉称完美？但历史却并未因此而否定他在民族抗战中应有的历史地位。转自铁血

同样，刘光世畏战，张俊贪暴，吴玠好色，秦桧忌贤，王伦无赖……就连韩世忠也尽有可说之种种不完美，但就是这些不完美的文臣武将，支撑起了南宋初年的抗金大局。而领导这个抗金大局的唯一中心人物，则是也许比这些不完美的人物更不完美的宋高宗。可在这些不完美的人中，可以没有谁，也不可以没有宋高宗，否则，“南宋”这个概念，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说在民族危亡面前，任何人无权以任何理由将自己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不满，上升为情绪化的社会性对抗，因而造成上下猜忌，社会离心，从而影响民族大计的原因。

“岳家军”肯定不是岳飞自己叫起来的，但面对这样明显的有损上下一心的称呼，或混然无知，或明知而不加制止，甚至自矜自得，以为地球少了自己就会不转了或起码会转得慢一些的态度，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不知道自己多少钱一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