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劫难逃：张献忠（第4/33页）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被控制得最严密的一个群体。

　　早在商鞅和孟子的时代，政治家们就已认定，只有让农民处于既不“转死沟壑”，又无“余粟”、“余力”、“余智”去“舍本而事末”，使他们世世代代“死徙无出乡”，才能保证天下太平。从极早开始，中国政治家们就发明了“户口制度”和“保甲制度”这双重控制体系，天涯海角内的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被毫无遗漏地织入帝国行政网络之内。

　　在这个控制体系中，居民们一生下来就被登记注册，不许随便迁移，不许随便改变职业，并且相互监视，实行连坐。一家有罪，邻里遭殃。

　　这种控制，实际上比西欧那种庄园农奴制度对农奴的束缚要严密得多。

　　与此同时，历朝政府又坚持不懈地阻断民间社会自发组织的渠道，厉行打击民间的宗教组织和集会结社行为，使农民在政治上永远处于一盘散沙状态。比如元朝政府，禁止汉人划龙舟、赶集、夜间点灯。靠白莲教红巾军起家的朱元璋，登基后立刻取缔了白莲教。大清律则明确规定，百姓之间结拜兄弟是犯罪行为。

　　如此严密的社会控制，目的当然是为了“万世一系”，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剥夺农民们的财富以供养自己。中国政权对农民征课的各种租税，实际上总是远远超过官方字面上的“十五税一”、“三十税一”之类的限额。

　　从战国到明清，两千多年间，中国的农民，只有在农民起义后建立的新王朝初期三十年内，能够温饱之后，略有所余。而其余大多数时期里，都处在为温饱而奋斗终生的处境之下。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欧洲农奴比起来要低很多。

　　据学者推算，中国农民去掉赋税后，人均占有粮食通常低于六百四十斤。而在中世纪欧洲，一个农奴的年粮食消费量就达到一千零七十斤。而且，就连这低水平的生存，也多次被大的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所打断。

　　专制权力发展的规律只能是越来越贪婪。尤其是每当一个王朝进入它的中后期，庞大的官僚机器和官僚队伍总是要像肿瘤一般进入无法抑止的膨胀阶段。与此同时，人口越来越多，人均占有资源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掉落到基本生活水平线下。饿殍遍地，鬻儿卖女，是每一个王朝末期必然出现的悲惨景象。

刮人肉者如屠猪狗

　　在明末，农民们被逼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落？

　　关于那时社会危机的记载和描述已经太多了，在这里只需要引用下面两例资料：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官员吴应箕在一封信里，谈到他途经河南真阳的见闻：“今天走了四十里路，这四十里，都是废耕之田，一望皆黄茅白草，两边的村庄都成了废墟。我问当地人，问为什么不耕种。几个人同声说：‘差役太重，承受不了，只好逃亡去了。人走了，地自然就没人种了。’当地人说，一家逃走了，他家的差税就被归到他本家或者亲戚名下，久之，本家或者亲戚也没办法，也逃了。剩的人越少，每家承担的差税越重，一来二去，全村都逃光了，就造成如今的现状。”

　　在政府的过度榨取下，农民们无法承受农业税的重压，不得不走上流亡之路。这尚是承平年景所见。而灾荒一来，农民就更无路可走了。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山东诸城县举人陈其猷（yóu）进京会试，途经灾荒地区，依据亲身见闻，给皇帝上书：“臣自正月离家北上，出境二十里，见道旁刮人肉者如屠猪狗，不少（稍）避人，人视之亦不为怪。于是毛骨懔懔。又行半日，见老妪持一死儿，且烹且哭。因问曰：‘既欲食之，何必哭？’妪曰：‘此吾儿，弃之且为人食，故宁自充腹耳。’臣因此数日饮食不能甘。”

缺乏弹性的权力

　　西欧的农奴不仅比中国商周时候的“众人”、“农夫”具有高得多的独立性，就是较之秦汉以后的“百姓”也拥有较大的自主活动余地。他们吃的是面包和肉。他们当然也有可能受到过度的侵害，但由于西方社会从来没有发展到如中国这样高度一元化和高度刚性的程度，农民们在与领主利益发生冲突时，往往有各种反抗的渠道，比如联合起来向国王进行请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