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反腐风暴：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第5/8页）

　　因为对官僚体系的不信任，皇帝想起了他的乡村生活经验。他收回了官员们的部分权力，把这个权力下放给了乡村百姓，希望一定程度的村民自治能有利于治理吏治的败坏。

　　《教民榜文》中他规定，一些次要的司法事务，例如家务、骂架和斗殴等纠纷都可由老人和里甲来审断。官员们不许干预诉讼过程，也不许接管判决事宜。如果地方当局干预了关于老人的案件，其他老人可以直接奏报给皇帝，那么，官员们可能自动地被牵连进这名受审老人罪行中去。当然，人命大案等还应报告政府来审理。

“激进主义”的“幼稚病”

　　在全帝国范围内掀起这样疾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朱元璋自然有他的想法。在一则命令中，朱元璋宣布了他村长式的设想：“如果天下百姓都听我的，认认真真照这个命令办，那么不出一年，天下的贪官污吏都变成好官了。为什么？因为良民时刻监督，坏人不敢胡作非为，所以各级官员都不得不做好官、做好人。”

　　在另一个地方，他这样说：“呜呼！所在城市乡村耆民智人等，肯依朕言，必举此行，即岁天下太平矣。”

　　这当然是典型的“如果……就”的逻辑。依靠社会底层来监督官员，这样思路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朱元璋没有认真考虑把这种监督机制化，常态化，而希望仅仅用一次群众运动来解决所有问题。

　　“激进主义”在中国这个“中庸”大国里有着十分深厚的土壤。“激进主义”是一种“幼稚病”。就像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相信只要有爱情，两个人身上其他的一切不谐调都不成问题一样，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也相信，道德激情可以击败一切不义，只要在政治操作中倾力贯注和绝对恪守道德原则，实际政治中的任何困难都不难克服。看事过易、意气用事、态度偏激、思想狂热、喜爱暴力是它的特点。它拖累着中国政治一直不能脱离中古式“伦理政治”范畴而进化成“世俗理性政治”。

　　“理性”并不是朱元璋先天素质中的缺项，他在战争中头脑之清醒，次序之清楚，充分证明了他理智的强大。然而，越到晚年，他的政治思维中“激进主义”的狂想就越来越成为了主旋律。

　　毕竟，朱元璋是人而不是神。在群雄并起的强大压力之下，他能强迫自己每分每秒都恪守理性的指挥，在重重困难中苦心孤诣寻找那条唯一的生路。登上帝位后，虽然他一再提醒自己要“小心”、“谨慎”，然而由于外面的压力都已消失，天性中那长期压抑着的“急躁”、“竣切”还是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而屠戮功臣、牢狱百姓之顺利之容易之几乎没有遇到反抗，又大大强化了他的自信心和浮躁感。

　　坐踞极尊、四周毫无约束，这种地位对人性的腐蚀朱元璋也不可能避免。于是，一方面，他仍然能兢兢业业、宵衣旰食，强迫自己忘我工作，另一方面，他却没有能力再把那个强大而盲目的“本我”压制回“理性”的控制之下，反而越来越为“本我”而控制。性格中天生的“狂暴”与乡村视野中天然形成的“泛道德主义”倾向与“权力万能”幻象合流，造成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象：皇帝坐在九重之上，伸出手来在最低的草根阶层里放了一把火，异想天开地希望用局部的“无政府主义”这把烈火来彻底烧毁官僚主义的土壤。

史上最大的惩贪浪潮

　　诏书发布下去了，天下却没有出现朱元璋想象中的“群起响应”的局面。

　　毕竟，自有国家以来，中国老百姓就一直匍匐在官员脚下。面对皇帝的“造反”号召，他们一时不知所措。虽然皇帝一再发布“呜呼！君子目朕之言，勿坐视纵容奸恶愚民”的殷切呼唤，他们还是将信将疑，愣在当地不敢动。

　　朱元璋火了，他自然有他的办法。洪武十九年，他严厉惩罚了镇江市的一些市民，原因是他们没有按他的要求，积极捉拿坏官韦栋，而听任他在镇江胡作非为，直到这个坏官被皇帝亲自发现。皇帝发布诏书说，因为这些市民不听他的话，所以“将坊甲邻里尽行责罚搬石砌城”。皇帝得意洋洋地说：“有罚款把家罚得精光的，有的家破人亡，有的不及去搬石就被我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