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建立制度：明朝百姓有了“户口本”（第7/11页）

　　到现在为止，中国的户籍制度仍具有其他国家户籍制度所没有的一系列特点：社会分割性、二元强化性、等级性、世袭性、超稳定性和功能多元性等基本特征。

　　在大明王朝的户口体系里，人生来是不平等的，户口有官员、普通民籍和贱籍之分。有些人生来可以享受特殊待遇，有些人生来则受歧视。比如官员人家可以享有优先做官（荫补）的特权以及减免税收的资格，而军户、乐户和丐户等被列为贱籍。这种等级分明的精神仍然活在当今中国，只不过被简化成了两大等级：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

　　在明代，户口的最主要功能是为了治安，所以要互知丁业。对比之下，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形成的户籍管理制度，同样是一个遍布各地、各行业，笼罩了一切社会成员的社会治安网络。今天的街道基本复制了里甲的功能，派出所掌握着辖区里所有的“丁”、“业”情况，以备政府掌握。

　　传统与现代，在当今中国的各个层次交错重叠。西服领带早已取代了长袍马褂，大巴和小汽车取代了马车和轿子，一幢幢面目雷同的钢筋水泥大厦扫荡掉古老民居。但是，这仅仅是表象。在现代化的外衣之下，传统中国的内核正在如几千年前一样安详地、不动声色地、可怕地静静旋转。

不许官员下乡

　　社会底层已经被均匀而严密的大网牢牢罩住了，朱元璋的目光又对准了这张里甲之网控制范围之外的阶层：官员。

　　中国传统的官僚阶层有着矛盾的个性。一方面，他们惰性强烈，缺乏责任心、事业心，上面推一推，下面动一动，敷衍塞责、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盛行；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富进取心和创造力，为了升官和发财，削尖脑袋，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一旦皇帝的监视稍有放松，他们就会创造出无数贪污枉法的新招来。

　　而大明王朝官员的这种二重性最为突出，原因在于官员的地位与前代相比大大降低。唐宋以前，官员一直享有很大的权力以及种种优待。譬如一家公司，皇帝是董事长，官员则是股东和高级雇员，公司的前途和发展关乎大家的利益，所以官员们的责任心比较高。而朱元璋把主要权力全部收归己有，官员只剩下执行命令和跑腿一种功用，成了皇族的高级奴隶。这些高级奴隶们没有自主思维和创造的权力，也缺乏创造热情，对公司的前途和命运更是漠不关心。与此同时，他们的多余精力势必要灌注到另一方面，在以权谋私的活动中迸发出更大的活力。

　　为了管好这些高级奴仆，朱元璋费尽了苦心。他用规章制度捆住官员们的手脚，令他们只能在他严格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他生怕地方官们办事不细心或者不尽心，亲自撰写了《授职到任须知》，对每一级地方官吏的职责都作出详细的规定。他把地方公务分为“发布公告”、“征收田粮”、“管理仓库”、“会计核算”、“受理诉讼”、“管理囚犯”、“管理官署房产”、“管理辖内读书人”、“管理地方渔业”、“管理地方窑冶”等三十一项，并且逐项开列地方官中应当注意的事项，对这些注意事项往往还列出许多具体的要求。

　　比如对“管理囚犯”一项，不但要了解已经了结的案件有多少，在押犯人有多少，还要“知入禁年月久近，事体轻重，何者事证明白，何者情节有疑。明白者，即须归结；涉疑者，更宜详审，期在事理狱平，不致冤抑”。谆谆嘱咐，像个碎嘴婆婆，只恨不得一个个手把手教他们干，一身化为千万，在旁边严密监视。对于京官，他则制定了《六部职掌》，把每个部每个司每个科所有大小官员的岗位职责制定得明明白白，连每个月用多少墨水钱都算得清清楚楚，对他们进行精细化管理。

　　针对官员们强烈的贪腐热情，朱元璋制定了历史上最为严厉的反贪污法令。他严禁官员们公余出去“潇洒”，规定“官吏嫖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不得再当官”。对官员们的限制性规定的琐碎苛刻，几乎让人无法忍受。比如他规定，官员出差时，不能用公车运送私人财物：“因公出差，按级别可以坐官马、公车、用官驼等者，除了随身的衣物外，携带的私人物品不得超过十斤。违者，超过五斤的笞十下，以上每增加十斤加罪一等，到打六十棍为止。坐船的可以多带些，但也不得超过三十斤。违者，十斤笞十下，每二十斤加一等，打到七十棍为止。家人随从者，都不许坐公车。如果谁贪小便宜，求官员帮他带私物的，这个人与官员同罪，所寄之物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