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从古代“中国”到现代国家认同（第8/9页）

根据滨下武志的研究，按照来自中央影响力的强弱顺序，朝贡可以分为由近到远的几种类型：西南诸州土司、土官们的朝贡；羁縻关系下的朝贡（如东北的女真族）；同为汉字文化圈的藩属贡国（如朝鲜、安南）；双重关系的朝贡国（如琉球）；位于天下秩序外沿的朝贡国（如暹罗）；表面是朝贡国，实际却是平等的互市国（如俄罗斯、欧洲诸国）。朝贡体系显示了一种维护中国中心的外部等级关系的结构，是国内秩序的扩张，是帝国对外的延续。[18]

过去的研究总是将天下体系视为中华帝国对外关系的全部，然而，在任何朝代里面，总是有中华文明的恩泽与中央王朝的统治鞭长莫及的化外之地，但由于地理接近的缘故，又不得不与这些“蛮夷”交往，甚至处于长期的对抗与战争之中，于是在天下体系之外，一直存在着列国体制。中华帝国有化内之地和化外之地之分，对于那些处于对抗的蛮夷国，中原王朝对之无力以朝贡体系笼络，只能将之看作对等的他国，比如汉朝的匈奴，唐朝的突厥、吐蕃、南诏，两宋的西夏、辽、金，明代的瓦剌、鞑靼，清朝的俄国等。中央王朝通过盟约的方式与这些列国消除对抗，换取短暂的和平。比如西汉初期与匈奴的和亲协议，唐中叶与吐蕃的盟约关系，两宋与辽金以玉帛换和平的协议，清朝与俄罗斯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等，都不是以等级性的朝贡方式维系关系，而是承认平等的列国关系，签订国与国的协议。不过这种承认，并非现代国际条约制度的主权确认，只是古代世界诸国之间达成妥协、获得和平的权宜之计。中华帝国在化内之地是天下体系，在化外之地乃盟约制度，而何谓化内、何谓化外，又随国力而变化，那条边界常常是相对的、变动的。当匈奴是对抗冲突的军事对手时，便是化外之地，一旦屈从来朝进贡，便是五服中的荒服，化内之地中的外蛮夷。从兄弟之国降格为外臣。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列国体制是从属性的不得已之举，而君临天下的朝贡体系永远是理想的世界秩序，只要有足够的实力，总是力图将羁縻关系改土归流，将周边的盟约之国化为外臣或朝贡国。

然而，对于中国的国际关系而言，唐中晚期是一个历史转折点，之前中原王朝独大，是天下国家，之后便被四周国家包围，成为列国体制。这种颓势，直到边疆民族王朝元和清的出现才得以扭转。但即使在疆域最广阔、国力最盛的清朝，当一个更强大的近邻俄罗斯出现之后，清朝也只能以平等的国家对待之，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签订的第一个接近现代国际法的国家之间的盟约，虽然康熙皇帝并不喜欢它。

从秦汉之始，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便是天下体系与列国体制的并列、等级性的朝贡关系与平等的互市制度互补。华夏中心主义的帝国秩序是有限的，却又常常处于无限的扩张想象之中。究竟何时何地采纳何种制度，天下秩序与列国体制界限何在，皆在时势与一念之间，全无明确的分际。这就如同郡县制与分封、羁縻制的界限一样，都是灵活多变，无一定之规。古代中国既有朝贡体系之传统，又有列国体制之经验，这两种相互渗透和转化的记忆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历史资源，即使到了晚清之后被迫进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条约体系的时候，作为历史遗留的基因，依然发挥过影响。

[1] ［美］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4页。

[2]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3] 甘怀真：《重新思考东亚王权与世界观》，见氏编：《东亚历史上的天下与中国概念》，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7年，第26—27页。

[4] 参见［日］渡辺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徐冲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5页。

[5] 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8、109页。

[6]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