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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季札不把儿子的尸体运回吴国，因为他认为，虽然骨肉埋于土中，但亡魂并没有随着也埋了进去，魂是“无不之”的。

《孔子家语》成书于魏晋时期，据说作者就是加注的王肃，其中所载故事多属虚构，延陵季子的说法或是代表着魏晋时期一些士大夫的观念。但这里的孔子却不是庄子寓言中的人物，他对季札的肯定，是有儒学本身的根据的。在《礼记·檀弓上》中，孔子恪守“古不修墓”之礼，即是大雨将要对父母之墓造成破坏，也并不营修，只是“泫然流涕”而已，因为从理性上，他认为父母的精魂并没有在墓中。

而季札的“无不之”说，虽然可以解释成“无所不之”，东西南北，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但也可以解释成东西南北无处不在，是散了还是化了，随你去想，这就隐藏着一种更危险的思想，要把“鬼魂”推向不存在了。这在北齐时邢邵与杜弼的一场关于“魂无不之”的“名理”辩论中看得很清楚。邢邵是北方的大才子，文章识见，一时独步，他认为：季札说“无不之”，就是说灵魂要“散尽”，如果散了之后还能聚而为魂，那就不必说成“无不之”了。下面这句更与南朝的范缜如出一辙：“神之在人，犹光之在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魂无不之”就是“散尽”，“魂气归于天”就是消失于无形，最后归于无鬼。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一看《北齐书·杜弼传》，这场辩论当时是不分上下，后来杜弼又与邢邵书信往复，继续论辩，最后“邢邵理屈而止”，大约是论“神灭”渐渐到了“无鬼”之时，对方已经扣来了“违孔背释”的大帽子，就只能住口了。

南朝范缜论辩的对手是佛教徒，北朝发生的则是儒学内部的论争，前者的神灭与否是宗教问题，而邢邵要坚持他的无鬼论，就要与社会的伦理挑战，这要比范缜更需要勇气和实力，自然也没什么取胜的希望。当然，即便是杜弼主张的“魂无所不之”，也是与“魂依于尸骨”的俗说不相容的。

另一种是“魂栖于主”，亡魂不依于墓中的尸骨，而是寄于那个木头牌位上。

此论之起，乃由于东汉末年时任司徒掾的蔡邕对“古无墓祭之礼”的揭出：古时帝王祭祀先人不在墓地，而在祠庙。蔡邕博学多才，当世无双，后代能并肩的也不多。他的说法在上层引起了重视，太傅胡广当时就对他说：“子宜载之，以示学者。”与蔡同时，据说还有些交情的曹操，做了魏王之后，遗令死后“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与《孔子家语》中的季札正同。而他的儿子曹丕，以帝王之尊颁《终制》，把蔡大叔的话引申得更透彻：“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这真让人不得不对这“贼子”刮目相看，陈寿那句“博闻强识，才艺兼该”的评语都有些不够分量了。

人死之后，魂飞魄散，如果不让它散入虚空，就要设“木主”，注入生人的精诚，以使精魂栖附于上。木主要奉之于祠庙，人们就要到那里举行祭祀之礼。而“体魄无知”，那个无灵的臭皮囊埋到土里，不过是为了让它速朽罢了（认真说来，不管附加上多么神圣的仪式和多么尊崇的情感，土葬和火葬、水葬、天葬、腹葬一样，我们先民的本始动机都是让亡人的尸体尽速销化），所以对葬地要“不封不树”，让大自然来把尸骨融合。如依此说，不但招魂之葬、衣冠之冢是胡闹，就是上坟扫墓也是多余的了。这样的理论，不要说民众，就是一般士大夫恐怕也不敢坦然接受。在《搜神记》等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中大量出现“鬼居于墓”的故事，其原因之一，应该就是对“古无墓祭”说的抵制吧。

二〇〇九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