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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发横财也好，泄私愤也好，但从名义上说，这些愚民的暴行却有一个正当的理由，那就是“抗旱”。这种暴力抗旱虽然受到官府的禁止，但对于被旱情逼红了眼的农民们，这些禁令往往成为一纸具文，弘治年间纲纪尚存，也不过是“其风稍戢”而已。于是有些地方的官府施行一种有条件的放任政策，如闲斋氏《夜谭随录》卷二所记为北京郊外事，官府规定，民间如果掘出了毛僵，必须申报官府，验明正身之后方能焚烧。这种“约束”就等于承认了打旱骨桩的合法性。帝辇之下，尚且如此，可以想象，在法制混乱的明朝后期，那种掘坟抗旱不断升级的局面怎么能得到控制呢？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一个原因是连年大旱，我想，在各地小股起事之初，总有一些是以打旱骨桩来开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