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历史」的「启蒙作用」（第5/5页）

第一是消灭人口，减轻了这片土地上的人口压力，为新一轮人口增长提供空间。

第二是文明的毁灭和劣化。关于农民起义对社会财富的破坏，只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就够了：刘邦即位那一年，竟然选不出四匹纯一色的马来拉御车，宰相只能坐牛车上朝。贵族文化在大动荡中一次次受到毁灭性打击，随着刘邦、朱温、朱元璋之类的底层人物的一次次由社会最底层上升至社会最高层，以实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底层文化不断扩散，并逐渐以“厚黑学”为面貌，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使中国政治越来越趋流氓化。

第三是专制思维越来越强化，促进专制统治更加周密严谨，制度监狱更加牢不可破。其实，农民从来不是专制统治的异己因素。或者说，农民们的专制性格往往比统治者还要鲜明和强烈。这就决定了，一旦他们掌握了权力，他们对阶级兄弟往往更为残忍，他们的统治手法往往更为暴虐残酷，他们的政权自私性更强。洪秀全建立的政权，其等级制度之森严为中国历代之冠。更为可笑的是，在太平天国这个农民自己的政权中，对官员和军人的惩罚措施居然有一条是“罚作农民”。由底层出身的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是专制程度最深的一个王朝。朱元璋的用人行政，带有明显的目光短浅、实用主义、愚昧落后的农民特征。那些为历代历史研究者所乐道的“均田”“均富”等平均主义要求，和摧富益贫的口号，追其源头，这些思想观念最初却是由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提出来的，而不是造反的农民发明的。所有的农民起义口号，都没有超出封建宗法制度的范畴。

中国历史上数千百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带来基本制度上的突破和创新，没有为中国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农民起义的目的，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调整和维护那样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保养，是一次升级，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创新。农民起义只是专制主义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牢狱，设计得就更为科学合理，抗暴性更强。农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上进一步退化。从汉到清，这一规律至为明显。

二是对中国独特性起源的思考。通过对中国上古文明的梳理，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专制制度不是秦始皇发明的，而是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根源，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中国文化无法逃脱的宿命。当今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或者更远。文明进化的不彻底与再次发育的艰难，是“中国特色”的根本原因。中国社会进化的过程中，保留积存了大量的原始特征。就像一个缠着脐带长大的孩子，或者说像是一个背着蛹飞翔的蝴蝶，它的起步比别人早，可是发育得不完全，不充分，不彻底。在此后的几千年间，中国文明一直没有机会再次发育，而是一直停留在较低的文明层次上。认识到这一点，有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转型的难度进行更准确的评估。

第二类是当年明月、易中天先生这一类。他们在轻松愉悦中普及历史，功不可没。这一类读者极其庞大。当然，易中天先生的许多作品也可归入第一类。

第三类是借历史热传达负面文化价值的作品。这很令人警惕。比如一系列帝王戏、历史剧，都是将当前现实中百姓关心的各种社会热点问题改头换面移植到剧情中，然后借用明君贤臣的力量将这些问题一一解决。这些作品明显表现出对人治的好感，对权力的崇拜，对帝王权力的信任。希望康熙“再活五百年”，说汉武帝“燃烧自己温暖大地”，这是毫不掩饰的“文化献媚”。

应该说，在目前的文化环境下，坚持自己的作品中有正面的思想含量和文化含量有时并不见得是一件划算的事。我认识的一位非常火的历史畅销书作家就曾经很认真地对我说，如果你不坚持写得那么累，对你的个人发展会更有好处。

◎“历史热”还能热多久？

应该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培养起来的历史爱好者，对历史的兴趣也许会贯穿他们一生，现在才刚刚开始，会有更多好的作品出现。在很多国家，“历史热”是一直存在的，历史类图书经常会登上畅销书排行榜。我想，中国以后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