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 件（第4/7页）

由于科举考试的巨大诱惑，考场外的各种力量纷纷向这个抡才大典施放自己的能量。科举制度在这些压力面前一度接近扭曲变形，但是，在与各种各样破坏力的周旋过程中，在一次次失误中，科举制度不断修正自身缺陷，日益周密完善。由于宋代王钦若科场案的发生，人们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发明了糊名和誊录制度。以后，坐号制、回避制等种种制度也渐渐完善。宋初的一次会试之后，太祖赵匡胤召对进士时发现有的进士素质极差，不禁对会试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为此，他亲自主持复试，重新调整了名次。从此，殿试作为一种制度被固定下来，在科举考试的环节上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就是在这种自我调整的过程中，这一制度逐步丰满健壮，保持了活力和生命力。

三

岁月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流去，武则天那卢舍那大佛一般丰满安详的脸庞在历史之幕上逐渐模糊，山河渐渐冷落萧条。科举制一点点完善稳定之后，又一点点地凝固、僵硬。最后，朱元璋出现了。

不管你对朱元璋这个人物欣赏与否，你首先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个人才。他从一字不识的文盲农民做到皇帝，并且后来粗通文墨，甚至还能对付两句四六骈文，确实不容易。就是这样一位没有多少文化根基的皇帝，凭着他那农民式的精明算计替子孙后代制定了一整套的规章条例，内容从行政、经济到文化无所不包，其中就有经他改造的以八股文为特征的科举制。朱元璋规定科举考试的内容必须固定在四书五经之内，出题不许越出雷池一步。答卷要仿照宋人经义，要用古人口气说话，只能根据指定的注疏发挥，绝对不许有自己的见解。这样的严格约束还嫌不周密，他干脆规定试卷的文体也必须规划统一，分为八股，开头必须要写上“臣对臣闻”，结尾必须用“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这二十一个字。这在科举史上也可称得上是最后一个创举，和科举制度的开端相互呼应，首尾提挈，清晰地展示了这个民族精神衰落的整个过程。

这个朱氏家族的大族长费尽苦心要保住这份苦熬苦挣得来的偌大家业，希望他处心积虑设计的这套政策能确保大明江山永远稳如磐石，能把社会控制得永远服服帖帖。这个在乡野文化氛围中长起来的皇帝，头脑里根本没有人的尊严这一概念，也没有坦荡豪放的风度。他有的，只是时时提心吊胆看家守业的顽强本能。为此，他杀光了曾经和他一起浴血奋战的战友，又给子孙留下这套看来十分保险的制度。他的目的是把天下人的头脑也装进四书五经的保险柜。从细节上看，这套政策确实显得挺保险挺精明，但是如果站得远一点，你就能清楚地看到这套东西的愚笨蛮横和目光短浅。可是，偏偏是这套东西，居然就牢牢地笼罩了中国五百余年之久。这套制度一经固定，就成为一个强大而蛮横的存在，难以撼动。有时候，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可以影响整整一个社会，甚至几个世代。

从此，五百年间，士子们埋头于八股文之中，甚至连四书五经都弃置一边，手段和目的分道扬镳。清代江西学政汪廷珍回忆他在主持学政时的所见所闻说：“童生中多有文理颇顺，问以四书古文，不能记忆；五经、三传，竟未识面。又有十一二岁童子，五经尚未开卷，而试牍闱墨，成诵已多。”面对这种情况，康熙也自甘承认无可奈何。他毫不隐讳地说：“非不知八股文为无用，特以牢笼人才，舍此莫属。”

五百年间，面对这个显而易见的荒谬方案，改革的呼声稀薄而苍白。只是在乾隆年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表列举八股文的种种弊端，要求改革。他说：八股文“徒空言而不适于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也；墨房行卷，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以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其不足以得人才者二”。奏章送上去了，皇帝按例让礼部回答，礼部根本没好好看，一通含混搪塞，这声不同寻常的呼吁就这样淹没在官员们的麻木敷衍之中了。

科举制度至此已经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

四

每年进士及第后，大唐王朝的首都都要举行“曲江会”。曲江之畔，丝竹喧天，百戏杂陈，人头攒动。新科进士们一个个容光焕发，扬眉吐气。“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之家率以其日择选东床，车马阗塞，莫可殚述。”这一天，几乎是全长安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