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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日军不断在仁川登陆。大鸟公使的呈文在6月15日送到内阁会议上，内容是：

让四千名士兵侵入汉城的理由难以找到，日本政府的这种措施只能有损于外交关系，若政府为实现出兵之素志，具有应付一切后果之决心，则不必顾及。

陆奥复电说：“我军驻留汉城乃最高目的，不惜采取任何借口。”

日本在朝鲜的负责人软弱，而本国政府的首脑极强硬。中国正相反，在朝鲜的袁世凯不断催促派兵，而天津的李鸿章则是尽量回避。

就斗争意志来说，双方的中枢部门从一开始就有很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