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第三十二（第5/6页）

作家亨利·米勒说：“我对生活的全部要求不外乎几本书、几场梦和几个女人。”

有一次，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艾柯卡成了美国人最崇拜的人，其声望仅次于当时的总统里根和教皇保罗二世。他平均每天收到500封信，许多人都希望他竞选总统，对此，他说：“我没有这个愿望，也不想再去攀登一座山峰。”

卡尔·波普尔说：“我是我见过的最幸福的哲学家。”他“常常深深陷入不可解决的困难中，但在发现新问题时、同这些问题搏斗时、取得进展时最为高兴”。在他看来，这就是最好的生活，这就是高度的自满自足。

1987年5月17日，星期日，阴雨绵绵中的意大利都灵体育场，在全场几万球迷依依不舍的挽留声中，普拉蒂尼射中了最后一个球。这个告别仪式上，普拉蒂尼说：“每个人的一生都像是一场球赛，对于我来说，球场就是战场。我在球场上是胜利者，在生活中也是强者。”

批评家们把卡拉扬称做自负的神，他的朋友莱斯利说：“而卡拉扬则会说我是上帝的工具。他在执行使命时是无情的。他对我讲过：‘我做过一些糟糕的事。’但解释说是为了完成使命不得已而为之的。”

列维―施特劳斯说：“我的头脑有个特点，也可能是个缺点，那就是我很难对同一个主题关注两次。”

昂山素季认为，人们不应羞于在政治上谈论同情心和爱心，同情和爱的价值理应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因为正义需要宽恕来缓和。有人问她：“你和别人交谈时总是对宗教谈论很多，为什么？”她的回答是：“因为政治是关于人的，我不能将人和他的精神价值分离开。”

1992年，麦当娜在与《名利场》谈话中概括了自己性欲天性：“我爱我的性，我认为这是我生活的浓缩。”大多数人可能想着这个，可能考虑把这种肆无忌惮的表达讲给朋友听，但如果要公之于众则是另当别论。麦当娜说：“性主导世界。”

费里尼说：“我一天不拍片，就觉得少活了一天。这样说来，拍片就像做爱一样。”

纳博科夫说：“我天生是一个世界公民，我的俄国只比一个祖传庄园的园林稍大一点。”他跟人说过：“我是美国作家，出生于俄国，在英国受教育修习法国文学，然后在德国住了15年，却不太懂德语。”

经历了“二战”的地下抵抗运动，在斯大林时期不与官方合作，长达十几年的默默写作，在西方人眼中，赫伯特是铁骨铮铮的“异见诗人”。尽管赫伯特并不回避政治，也不怯于表露自己的立场，但他的“持异见”与其说是政治的，不如说是文化的。赫伯特曾这样表示：“诗的语言不同于政治的语言。毕竟诗人的生命比任何可见的政治危机更长久。”

阿里是一位拳击手，但是他时常能够跳出拳击台来看待这项运动。他说：“我们只不过是拳击台里的两个奴隶罢了。老板从黑人当中挑选了两个健壮的奴隶，让他们进行打斗，而白人们则开始进行赌博，他们争着说：‘我的奴隶肯定能打败你的。’”

曼德拉呼吁黑人“将武器扔到海里去”，而不要“将白人赶到海里去”。有人说，曼德拉拯救了一个新南非，他的一生正是博大胸怀的自然写照，书写着一个坦荡而豁达的胸襟，体现着一种包容万事万物的海量。南非总统姆贝基说过：“曼德拉只有一个，他是英雄、巨人，我不可能是他，我只能是塔博·姆贝基。”

离开权力中心之后的戈尔巴乔夫自承：“追求权力的人应该有一种不能滥用职权的精神意志。在这方面，我的良心是清白的。”

读书是博尔赫斯生活中一项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活动，而且对于他的写作意义重大。他曾说：“我是一个作家，但更是一个好读者。”在被任命为国立图书馆馆长的时候，他已经近乎完全失明，所以他不无苦涩地写了一首诗向上帝致敬：“他以如此妙的讽刺／同时给了我书籍和失明……”

贝利说：“我为足球而生，就像贝多芬为音乐而生一样。”

伍迪·艾伦在英格玛·伯格曼逝世时说：“因为我多年来对他的狂热赞美，当他去世的时候，许多报纸杂志约我作访谈。似乎除了再一次称颂他的伟大，我还能给这个噩耗带来什么价值。他们问，伯格曼是如何影响你的？我说，他没有影响我，他是一个天才，而我不是。天才是无法学习的，否则其魔术就能延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