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伤第十四（第5/6页）

萧伯纳崭露头角以后，法国著名雕刻艺术大师罗丹曾为他塑过一次雕像。几十年后的一天，萧伯纳把这尊雕像拿出来给朋友看，并说：“这件雕像有一点非常有趣，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得越来越年轻了。”

埃林顿“公爵”在生前曾以其作曲和演奏获得赞扬，使人们得以欣赏歌曲和舞蹈的乐趣。1965年，当普利策的音乐评奖人一致推荐授予埃林顿特别奖，遭到普利策咨询委员会一片抗议声时，他的反应是：“命运这回对我是仁慈的，命运不要我成名太早。”那时他已66岁。

1973年，米塞斯辞世，哈耶克评论说，米塞斯的“悲观主义常常会使他得出一些预言，并希望这些预言不要应验，但最后总是应验了”。早在1927年，米塞斯就预言，自由正在奥地利衰亡。米塞斯十分肯定地说：“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背井离乡。”

1974年4月，由于《研究》杂志曾经发表《同性恋百科全书》，受到法律追究，福柯为此感慨：“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同性恋才能获得发言和进行正常性活动的权利？”

早在80年代，斯皮尔伯格就买下了小说《辛德勒的名单》的电影版权。他觉得年轻时拍片凭直觉，现在年纪大点就应该用头脑消化见闻，也不应在小节上钻牛角尖，太吹毛求疵会变得很知识分子化。他说：“我个人最重要的敌人，就是想太多了！”他说：“活过才有能力去叙述和人有关的故事。”

威塞尔跟里根面对面交谈时反问，既然当年罗斯福总统看到了那张“二战”期间美军轰炸机飞越奥斯威辛上空拍到的照片，而美国军队为何不采取行动？里根无言以对。威塞尔曾伤感地说：“世界可能并没有听到我们的呼声，或者更坏的假设是，世界听到了我们的呼声，但一切都依然如故。”

犹太人曾经在“二战”中遭受到的大屠杀赢得了全世界的同情，因此当他们在战后大迁移到中东地区，并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色列的时候，西方世界因其对犹太人沉重的道德负疚感而宁愿选择对巴勒斯坦人遭受的屠杀和苦难视而不见。萨义德说：“巴勒斯坦人的一个大不幸是其所受压迫来自一个罕有的敌人——一个本身也经历过长期和深重迫害的民族。”

格劳乔·马克斯以辱骂出名。那些深知他的人，他们坚持说，在无礼轻率的外表下，他实际上是沉思、害羞而且善良的。他的一个朋友说：“这家伙并不是想侮辱谁；辱骂是他无意识的一种举动，就像一种强迫症。”他的儿子则说，他是“一个感伤主义者，但他宁死也不让你知道这一点”。

1987年，出生在彼得堡的约瑟夫·布罗茨基，作为20世纪第五名俄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那个讲坛上感叹道：“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是一段漫长曲折的路程。”

奥黛丽·赫本的儿子说她“把全部的精力都给了她所热爱的事业——她是一个好演员、好母亲，还是一个伟大的亲善大使”。在生命最后的时刻，赫本说：“我没有遗憾……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儿童在经受痛苦。”

阿玛蒂亚·森说过：“在令人恐怖的世界饥荒史上，真正的饥荒从未发生在具有民主制度和自由传媒的任何独立国家。”

索尔仁尼琴感叹：“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1990年10月22日，阿尔都塞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享年72岁。当他陷于绝望中的时候，他经常会穿着褴褛的服装，在巴黎北部的街道上走来走去，大声叫喊“我是伟大的阿尔都塞”，行人大吃一惊。

1992年9月3日，《消息报》公布了当年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在被处决前夕乞求赦免的呈文。“我所犯的反党和反苏维埃罪行已彻底向无产阶级法庭交代……季诺维也夫，1936年8月24日。”“我对无产阶级革命犯下滔天罪行，现在悔恨不已……加米涅夫，1936年8月24日。”“我在社会主义祖国面前罪孽深重，我的罪行极为严重……布哈林，1938年3月11日。”

戈尔巴乔夫参加了1996年俄罗斯总统大选，他的竞选队伍横穿南方的黑土平原时，遭到了普遍的抵制。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让叶利钦当了总统？”戈尔巴乔夫回答：“这能怪谁呢？是你们选举了叶利钦。”听众中有人高喊：“但是，你应该宣布选举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