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善第十一（第4/5页）

经济学中普遍正确的原理，在和真实世界中的特定事件结合时，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权衡和取舍，而不同的权衡和取舍必然会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结果。罗宾逊夫人说过：“重商主义者是海外贸易商的拥护者；重农主义者维护地主的利益；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相信资本家；马克思把他们的观点倒转来为工人辩护；马歇尔站出来充当食利者的战士。”

音乐家卡萨尔斯曾经说：“我越来越相信任何伟大的创造，必须导源于灵魂深处的至善和道德力量。”

萨哈罗夫是一位科学家，他曾经参与苏联的氢弹试验。在一次试验之前，他判断会有一万人因此伤亡。他给赫鲁晓夫打了电话说：“这种试验毫无意义，它只是毫无理由地杀人。”这位当时的苏共最高领导人说他会下令推迟试验，但第二天核试验照样进行了。萨哈罗夫为此哭了一场。他在自传中说：“这件事之后，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决定和周围决裂。”萨哈罗夫认识到，作为真正科学家追求的是同情（关爱）、自由、真实。

虽然德斯坦风流不断，不过，法国民众对这位总统的情事似乎相当认可。法国报刊曾进行过一次民意测验，就“总统在工作之余是否能做他愿意做的事情”征求民众意见。绝大多数人的回答是：“他可以使自己轻松愉快。”

1975年，恰林·库普曼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为线性规划的发明者乔治·但泽未能与他们一起分享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感到内疚。他向1972年度诺贝尔奖得主肯尼思·阿罗征求意见：“能否考虑拒绝领奖？”尽管他听取了阿罗的劝告，他仍将所得奖金中的4万美元捐献给了曾与但泽一起共事过的日内瓦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使其奖金数由12万美元减少到8万美元，这一奖金数正好相当于但泽参与分享该年度诺贝尔奖金时所应得的奖金额。

当尤瑟纳尔将自己的“不良嗜好”——喜欢同性朋友间的欢娱——含混地告诉她老爸时，本身就热衷自由、放纵不羁的德·克央古尔先生，并没有大惊小怪，他告诉女儿：“没有什么是真正怪异的和不可接受的。”

曾经的世界首富保罗·格蒂是有名的吝啬鬼，但他也做过一件好事，就是对艺术的热爱。他说：“一个不爱好艺术的人是一个没有完全开化的人。”

苏联作家格拉宁曾经四处寻找当年批判左琴科的会议记录，有一次，他告诉一位认识的女速记员他在寻找那一份速记记录，却徒劳无益。过了大约两个月，女速记员给他打电话。当他赶到时，她没作任何解释，递给他一叠打字机打好的纸。这正是左琴科那个讲话的速记记录。速记记录上还贴着一张字条：“对不起，有些地方记了个大概，我当时特别激动，眼泪影响了记录。”字条上没有署名。

15岁时，米奇尼克找到共产党的理论家亚当·沙夫，说自己要开办一个讨论小组。此人曾经锋芒毕露，但这时已经变成一个犬儒主义的老人。“也许是我什么地方触动了他。”米奇尼克后来回忆道，沙夫居然痛快地说：“要是有人找你麻烦，给我打电话。”

1985年12月，约翰内斯·劳曾这样谈到政治，他说：“我的政治理想是，让人们的一生多一些人道。”

电影导演波兰斯基被捕之后，全世界的相关文化名人、电影名人纷纷表态，“抢救大导演波兰斯基”。法国导演吕克·贝松拒绝“抢救”签名：“任何人都不该凌驾于法律之上。”

詹姆斯·埃加特是20世纪最有名、最成功的戏剧批评家之一。一天，一个年轻人问他怎样才能成为一名成功的戏剧批评家。詹姆斯·埃加特回答说，为了发现什么才是伟大的作品，他必须至少研读30部伟大剧作家的作品之后才敢成为一名批评家。“但我到40岁也读不完这么多作品！”年轻人反驳道。埃加特回答说：“至少要到40岁你的看法才会有价值。”

米兰·昆德拉曾评论尼采抱着马痛哭的事件：“……我觉得他这一动作的广阔内涵是：他正努力替笛卡儿向这匹马道歉。”

在苏格拉底的启发下，波普尔的核心洞见是，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必然的，明白这一点，对于我们获致知识理论和一般的批评辩论，具有重要的意义。波普尔说：“我们一无所知——这是第一点。因此我们应该非常谦逊——这是第二点。在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不应声称知道——这是第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