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言第七（第3/5页）

在戈林访问罗马的这一天，美国总统罗斯福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封私函，力劝他们保证在10年之内，“或者，如果我们看得更远一些的话，甚至在25年之内”不再进行侵略。意大利这位领袖对此不屑一顾，最初拒绝看这封信，后来加了个蛮横的批语：“小儿麻痹症的后果！”

“二战”后，戈林被关押起来。一次，在美国精神科医生对戈林诊病时，戈林对他讲：“虽然我现在是纳粹的第一把交椅，但我不怕任何危险了！请你转告安德烈上校，他有幸与我们这些历史人物相处在一起，是他一生的骄傲！”

哈耶克组织的“朝圣山”学社，名字很难确定，章程不易出台，观点的交锋亦激烈。在一次开会讨论时，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在货币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而米塞斯因为有人支持政府干预收入再分配愤而退出会场，他说：“你们都是一群社会主义者！”

尽管奥斯威辛集中营最终获得解放，110万永远无法复活的幽灵却仿佛一条鞭子。哲学家阿多诺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物理学家泰勒曾受人非议，因为他在1954年奥本海默忠诚问题的听证会上作了对奥本海默不利的证词：“如果共和国的事务掌握在别人手里，我个人认为会更加安全。”听证会结束，奥本海默在国防科学方面走到了尽头。尽管奥本海默成为政治牺牲品的原因很多，泰勒的证词更不是奥本海默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但多数核物理学家还是认为泰勒背叛了奥本海默而无法原谅他。

人们能记住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是因为一位音乐评论家的轻蔑话语和她父亲的尖锐回应。当时，华盛顿的一位评论家保罗·休姆对玛格丽特的表演、音乐及演唱很不客气地批评了一番，她的总统父亲大怒并公开向全国发表了对那位评论家的看法。几年后回想起此事时，杜鲁门仍耿耿于怀。“第二天，这个休姆写下了最肮脏可耻的东西。我回了他一封信，告诉他要是让我抓住，我会敲掉他的下巴，踢出他的肠子。”

著名诗人庞德在“二战”时站在纳粹一边。兰登书屋要出版一本《英美著名诗选》时，老板贝内特·瑟夫看到书稿中有庞德的诗，非常生气，他说：“要是我出版埃兹拉·庞德，我就该下地狱了。凡是在我名下出版的书，一律不能收录他的东西。”结果，没有收录庞德诗的书一出版就遭到舆论的普遍指责。

1954年，数学家厄多斯被邀请参加一个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学术会议，他因此向美国移民局申请再入境许可证。那时正是麦卡锡时代，美国处于一片红色恐惧之中。移民局的官员不想给厄多斯发再入境许可证，便向他问了各种各样愚蠢的问题。“你母亲是否对匈牙利政府有很大的影响？你读过马克思、恩格斯或者斯大林的著作吗？”“没有。”厄多斯回答。“你对马克思如何评价？”“我没有资格评价他，但毫无疑问他是个伟人。”

当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共产党大会上谴责斯大林的罪行时，有人从听众席中给他递了一张条子，问他：“那时候你在哪里？”赫鲁晓夫通过扩音系统把条子念了一遍，并且喊道：“谁写的这张条子谁就站起来。”没有人站起来。赫鲁晓夫说：“好吧！我当时就在你现在的那个地方。”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多次离婚，女友和情妇无数。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在回忆录中说，当年苏加诺访问突尼斯，两国首脑举行会晤时，本来有许多重要的问题要商谈，不料苏加诺向布尔吉巴提出的第一个要求竟然是“我要一个女人”。

帕斯捷尔纳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苏联反应强烈。他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甚至有人举着标语游行要求驱逐出境：“犹大——从苏联滚出去！”帕斯捷尔纳克只好拒绝领奖，他告诉诺贝尔委员会：“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我被授奖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领奖，请勿因我的自愿拒绝而不快。”

1964年，布罗茨基被法庭以“社会寄生虫”罪判处5年徒刑，送往边远的劳改营服苦役。从那以后，只写过一些诗作的23岁的布罗茨基变成了一位受到“群氓”审判的原型诗人。本来还没有多大名声的他，因这荒唐的审判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法国诗人夏尔多勃发表强烈的谴责：在一个卫星在太空中飞行的时候，列宁格勒却在审判一位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