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命第五（第2/5页）

1932年总统竞选是在严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罗斯福主张实行“新政”，政敌们常用他的残疾来攻击他，这是罗斯福终生都不得不与之搏斗的事情。罗斯福说：“一个州长不一定是一个杂技演员。我们选他并不是因为他能做前滚翻或后滚翻。他干的是脑力劳动，是想方设法为人民造福。”依靠这样的坚忍和乐观，罗斯福终于在1933年以绝对优势击败胡佛，成为美国第32届总统。

1933年5月，柏林正式宣布弗洛伊德的书是“禁书”，并焚烧了所有弗洛伊德的著作。弗洛伊德为此回应说：“这是人做的事吗？在中世纪的话，他们肯定会烧死我；而现在，他们只好满足于烧毁我的书！”

小说家毛姆晚年时这样解释自己的性倾向：“我是四分之一正常，四分之三同性恋。不过我尽力想说服自己是四分之三正常，四分之一同性恋。那是我最大的错误。”

1934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授予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为姓，意为“土耳其之父”。凯末尔说：“我的微小的躯体总有一天要埋于地下，但土耳其共和国要永远屹立于世。”“军事胜利对真正解放来说是不够的，在民族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在民族的思想教育中，我们的指南将是科学和技术，这对能否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在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身患重病时，法西斯当局通知他，只要向墨索里尼亲自递交宽恕申请书，就可获释。葛兰西的回答是：“这是建议我自杀，然而我没有任何自杀的念头。”

本雅明说：“我们生活在灾难时代，这并非特殊现象，而是永恒规律。”他又说：“史学家仅从进步中发现变化。”

1937年，数学家艾肯写了一个关于庞大的计算机器的建议。他说：“为了节省在算术计算上的时间和精力，避免人们发生错误的倾向，这种期望就同算法科学本身那样是完全可能的。”但在当时，有关计算机的设想被认为是“懒汉的思想”而遭到嘲笑。

恐怖时期，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也曾上过黑名单，据说是斯大林的一句话救了他：“不要触动这个天上的人……”

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的几个小时，希特勒对部下说：“我觉得自己好像正在推开一扇门，里面一片漆黑，以前从未见过，一点儿都不知道门后会出现什么。”

在斯大林极权统治下的恐怖时期，许多人已经习惯在一个手提箱里放些随身之物，回到家里发呆，等着克格勃随时在某个夜晚将自己带走，连肖斯塔科维奇本人也时刻等待着不需任何理由的枪决：“我怀着一种有罪的感觉坐着，而事实上我没有犯任何罪。”

有一次法国作家贝尔纳说了句俏皮话，把他的朋友们逗得捧腹大笑。一位非常佩服他才华和为人的人恭维他说：“只有你才能说得出如此妙不可言的话来。”可是，贝尔纳坦率地告诉他，这句俏皮话是他刚刚从报纸上看来的。“是吗？可你说得那么自然，就像是发自你的内心一样。”“这一点算你说对了，”贝尔纳得意地说，“不同的是，我把它权威化了。”

在世界各地的弗洛伊德展览中，不可或缺一张弗洛伊德的照片和他的一句题词。这句题词既是弗洛伊德对自己事业的表白，也是他对于捍卫人类文明的呼吁：“战斗没有结束！”

苏联最高法院曾在贝利亚的办公室审讯叶若夫。叶若夫语无伦次，并像他的前任雅戈达一样，到最后都保持着对斯大林的忠心，拒不接受所谓密谋杀害斯大林的罪名，他说：“我想作为一个光荣的人被从地球上抹掉。”叶若夫跪在贝利亚膝前，祈求贝利亚给他几分钟时间向斯大林澄清一切，但他被拒绝了。他发誓说：“我将喊着斯大林的名字死去。”当宣布他被判处死刑时，他昏了过去，不得不被人抬出办公室。

“二战”开始，国王召见丘吉尔，令其组阁；一小时后丘吉尔会见工党领袖艾德礼，邀请工党加入内阁并获得支持。三天后丘吉尔首次以首相身份出席下议院会议，发表了著名的讲话：“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献给大家……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艰难，也要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无法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