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兵 制（第4/13页）

健儿之制，正以农民苦于征戍，乃分兵民为二哉？林甫自夸，非诞辞也。以上皆据唐君所撰《唐代兵制演变》，最取大意。愚按中国自一统之后，版图式廓，民之所惮，不在征戍而在其远，《秦汉史》已言之。故民兵之制，必不可以事外攘。唐代府兵之废坏，实由其遇之太薄。《旧书·刘仁轨传》：仁轨留镇百济，上表曰：“臣看见在兵募，手足沉重者多，勇健奋发者少。兼有老弱，衣服单寒，惟望西归，无心展效。臣问：往在海西，见百姓人人投募，争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名义征。唐时充兵之人，盖有二类？杜陵《前出塞》之诗曰：“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婴祸罗。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又曰：“送徒既有长，远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劳吏怒嗔。路逢相识人，附书与六亲：哀哉两决绝，不复同苦辛。”惓惓于所亲爱，不忍远离，此府兵征戌者之类也。《后出塞》之诗曰：“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召募赴蓟门，军动不可留。千金买马鞍，百金装刀头。闾里送我行，亲戚拥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进庶羞。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此轻侠之伦，冀幸富贵者。仁轨所云争欲征行者，即此类人，非凡百姓皆然。谏争之辞，恒不免过甚以耸听也。然杜陵则真诗史矣。何因今日募兵，如此儜弱？皆报臣云：今日官府，与往日不同，人心又别。贞观、永徽中，东西征役，身死王事者，并蒙敕使吊祭，追赠官职；亦有迥亡者官爵，与其子弟。从显庆五年（660年）已后，征役身死，更不借问。往前渡辽海者，即得一转勋官。从显庆五年（660年）以后，频经渡海，不被纪录。州县发遣兵募，人身少壮，家有钱财，参逐官府者，东西藏避，并即得脱，无钱参逐者，虽是老弱，推背即来。显庆五年（660年）破百济勋，及向平壤苦战勋，当时军将号令，并言与高官重赏，百方购募，无种不道，洎到西岸，惟闻枷锁推禁，夺赐破勋。州县追呼，求住不得。公私困弊，不可言尽。发海西之日，已有自害逃走，非独海外始逃。又为征役蒙授勋级，将为荣宠，频年征役，惟取勋官，牵挽辛苦，与白丁无别。百姓不愿征行，特由于此。臣又问见在兵募：旧留镇五年，尚得支济，尔等始经一年，何因如此单露？并报臣道：发家来日，惟遣作一年装束。自从离家，已经二年。在朝阳瓮津，又遣来去运粮。涉海遭风，多有漂失。臣勘责见在兵募，衣裳单露，不堪度冬者，给大军还日所留衣裳，且得一冬充事，来年秋后，更无准拟。”《高宗诸子弘传》云：有敕征辽军人逃亡，限内不首，及更有逃亡者，身并处斩，家口没官。弘上表谏曰：“窃闻所司以背军之人，身久不出，家口皆拟没官；亦有限外出首，未经断罪；诸州囚禁，人数至多。或临时遇病，不及军伍，缘兹怖惧，遂即逃亡。或因樵采，被贼抄掠；或渡海来去，漂没沧波；或深入贼庭，有被伤杀；军法严重，皆须相傔。若不及傔，及不因战亡，即同队之人，兼合有罪。遂有无故死失，多注为逃。军旅之中，不暇勘当，直据队司通状，将作真逃。家口今总没官，论情实可哀愍。伏愿逃亡之家，免其配没。”制从之。观此二疏，知高宗初年，府兵见待，曾有大变，而民情因之。《新书·韩思彦传》：子琬，于景云初上言，亦云“往召募人贾其勇，今差勒阖宗逃亡”。此等谏诤之辞，容有耸听之语，然民情前后不同，亦必非子虚也。所以如斯，固难以一言蔽，然是时用兵太多，欲厚遇之，名实皆有所不给，必其大焉者也。民之所惮，莫如远役，以道途艰苦，供给不足，私赍亦力有不逮也。郭虔瓘转安西副大都护，“请募关中兵一万人往安西讨击，皆给公乘，兼供熟食”。见《旧书》本传。供亿如此，民当不惮远行，然物力安能给邪？唐世府兵，负荷本重，如戎器、驮马等是也。《旧书·职官志·兵部》云：“凡军行器物，皆于当州分给之，如不足则令自备，贫富必以均焉。”随身用度，更不必论，刘仁轨之兵所云来时遣作一年装束是也。开元五年（717年）之诏，镇兵量免户杂科税，可见其本不能免，而是时亦不能全免。西北尤甚，太宗时，戴冑已言关中河外，尽置军团，见第三章第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