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宫 室（第5/8页）

《旧书·张玄素传》：贞观四年（630年），诏发卒修洛阳宫乾阳殿，以备巡幸。玄素上书谏。有曰：“臣尝见隋室造殿，楹栋宏壮，大木非随近所有，多从豫章采来。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若用木轮，即便火出。铁毂既生，行一二里，即有破坏，仍数百人，别赍铁毂以随之。终日不过进三二十里。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功。”盖北方原野，已无大木，故不得已而求诸南方山间也。《裴延龄传》言：德宗时计料造神龙寺，须长五十尺松木。延龄奏曰：“臣近于同州检得一谷，木可数千条，皆长八十尺。”上曰：“人言开元、天宝中，侧近求觅长五六十尺木尚未易，须于岚、胜州采市，如今何为近处便有此木？”延龄奏曰：“臣闻贤材、珍宝、异物，皆在处常有，遇圣君即出。见今此木生关辅，盖为圣君？岂开元、天宝合得有也？”其辞似甚诞妄。然史于延龄多诬辞，前已言之，此言亦不足信。盖林木必近水陆道，采伐后易运出，乃有人求之，不则封 终古耳。在侧近而人莫之知，亦无足异也。不然，延龄敢斥玄宗非圣君乎？且既计度造寺，则旦晚便须采用，言之虚实立见，又岂可以面谩哉？然有材木而不便采伐，即同于无有。故其时木材，终虞阙乏也。《传》又载德宗谓延龄：“朕所居浴堂院殿一栿，以年多之故，似有捐蠹，欲换之未能。”可以见其艰得矣。

材木之足用与否，既系于采伐运送而不系于有无，故僻陋之区，虽密迩山林，仍有觉其不足者，而砖瓦亦或难得，民乃多以茅竹代之。此可见隋、唐、五代时，豪富者之所居，虽侈费而无极，而民居则仍甚简陋矣。《旧书·宋璟传》：转广州都督。广州旧族，皆以竹茅为屋，屡有火灾。璟教人烧瓦，改造店肆，自是无复延烧之患。此所改造，盖仅及店肆，以民居不如店肆之密比也。又《李复传》：附《李暠传》后。迁广州刺史。劝导百姓，变茅屋为瓦舍。《新书·杨于陵传》：出为岭南节度使。教民陶瓦易蒲屋，以绝火患。此皆指岭外。

然《王仲舒传》言其为苏州，变屋瓦，绝火灾。《韦丹传》言其为江南西道观察使，始民不知为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则戛而焚。丹召工教为陶。聚材于场，度其费为估，不取赢利。人能为屋者，受材瓦于官。免半赋，徐取其偿。逃未复者，官为为之。贫不能者畀以财。则岭北亦有之矣。《旧书·牛僧孺传》：刺鄂州。江夏城风土散恶，难立垣墉。每年加版筑，赋菁茅以覆之。吏缘为奸，蠹弊绵岁。僧孺至，计茆苫版筑之费，岁十余万。即赋之以砖，以当苫筑之价。凡五年，墉皆瓮葺，蠹弊永除。《高骈传》：为成都尹。蜀土散恶，成都比无垣墉。骈乃计每岁完葺之费，甃之以砖甓。雉堞由是完坚。《旧五代史·赵犨传》：季弟珝，充忠武军节度使。陈州土壤卑疏，每岁壁垒摧圮，工役不暇。珝营度力用，俾以甓周砌四墉，自是无霖潦之虞。则是时砖之为用，亦不甚普遍也。《旧书·李光弼传》：史思明等攻太原，光弼躬率士卒百姓，于城外作掘壕以自固，作堑数十万。众莫知所用。及贼攻城于外，光弼即令增垒于内，坏辄补之。作掘壕以自固，作堑数十万，语不可解。王鸣盛谓上作字衍，堑当作墼，其说是也。此虽仓卒间事，然可见太原平时亦多用墼，故民习为之也。

《新书·地理志》：舒州桐城县，自开元中徙治山城。地多猛虎毒虺。元和八年（813年），令韩震焚荡草木，其害遂除。又袁州宜春县，西南十里有李渠，引仰山水入城。刺史李将顺凿。《旧书·李皋传》：为江陵尹。先江陵东北有废田，傍汉古堤二处，每夏则溢。皋始命塞之。广田五千顷，亩得一钟。规江南废洲为庐舍，架江为二桥。流人自占二千余户。自荆至乐乡，凡二百里。旅舍乡聚凡数十，大者皆数百家。楚俗佻薄，不穿井，饮陂泽。皋始命合钱开井以便人。《新书》传略同。又见《地理志·江陵县》下。《新书·长孙无忌传》：从父弟操，徙陕州。城中无井，人勤于汲。操为酾河溜入城。百姓利安。《贾曾传》：子至，肃宗时为中书舍人。蒲州刺史以河东濒贼，彻傅城庐舍五千室，使贼不得保聚。民大扰。诏遣至慰安。官助营完，蒲人乃安。《元结传》：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蛮掠居人数万去，遗户裁四千。结为民营舍，给田免徭役，流亡归者万余。此与宋璟等，皆良吏之能留意民居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