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风 俗（第3/5页）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又明唐代山东旧族，与永淳后藉文辞以取科第之士，各自分朋。谓宇文氏之据关中，曾思抟结所属胡、汉为一。参看第十七章第一节。隋、唐王室，及其辅弼，犹是此徒党中人，而新兴崇尚文辞之士，则武后拔擢之，以抑厌唐初旧人者。其后关辅钜室遂衰，而山东旧族，则仍与新兴崇尚文辞之十不相中。引《新唐书·张行成传》：行成侍太宗宴，太宗语及山东及关中人，意有同异，以证唐初之东西猜间。又引郑覃、李德裕等欲废进士之科，以证山东旧族与祟尚文辞之士之睽隔。案《新书·韦云起传》，言云起于大业初建言：今朝廷多山东人，自作门户，附下罔上为朋党，不抑其端，必乱政，因条陈奸状。炀帝属大理推究，于是左丞郎蔚之、司隶别驾郎楚之等皆坐免，则东西猜间，隋世即然，谓其起于宇文氏之世，说自不诬。然是时之山东人，则不过欲仕新朝，而为所歧视，因相结合，以图进取，免挤排耳，不必有何深意。陈氏谓山东旧族，尚经学，守礼法，自有其家法及门风，因此乃与崇尚文辞之士不相中，一若别有其深根固柢之道，而其后推波助澜，遂衍为中叶后朋党之局者，实未免求之深而反失之也。治化之兴替，各有其时；大势所趋，偏端自难固执。尚经学，守礼法者，山东之旧风，爱文辞，流浮薄者，江东之新俗。以旧日眼光论，经学自贵于文辞，礼法亦愈于浮薄。然北方杂戎虏之俗，南方则究为中国之旧，统一之后，北之必折入于南者，势也。故隋、唐之世，文辞日盛，经学日微，浮薄成风，礼法凋敝，实为大势之所趋，高宗、武后，亦受其驱率而不自知耳。以为武后有意为之，以抑厌唐室之世族，又求之深而反失之矣。然此为唐代风气一大转变，则亦不可诬也。

隋、唐风俗，实上承南北朝而渐变。旧俗之不可存者，逐渐摧残剥落，而新机即萌蘗于其间，此乃理势之自然，言风俗者不可不深察也。六朝风气，史家举其特异之处，曰尊严家讳，曰崇尚门第，曰慎重婚姻，曰区别流品，曰主持清议，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八章第二节。尊严家讳之风，隋、唐之世犹盛。然或讳嫌名，或偏讳二名，皆流于小廉曲谨，于义无取。《旧唐书·太宗纪》：武德九年六月己巳，令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此时太宗尚仅为太子，然即位之后，亦未之有改。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太宗崩。六月，《通鉴》云：先是太宗二名，令天下不连言者勿避，至是始改官名犯先帝讳者。二名不偏讳，不闻限于生前，此已失礼意矣。《旧书·本纪》：是岁七月，有司请改治书侍御史、治中、治礼郎等官。以贞观时不讳先帝二字诏之。有司奏曰：先帝二名，礼不偏讳，上既单名，臣子不合指斥。乃从之。后来穆宗名恒，乃改恒州、恒阳县、恒王房等，事与此同。虽阙于事，在君主专制之世，庸或不得不然。宪宗名纯，而改淳州、淳县、淳风县；韦思谦本名仁约，以音类则天父讳称字；张仁愿本名仁亶，以音类睿宗讳改；则并为嫌名矣。犹可曰君主或其父母也。永徽三年九月，改太子中允、中书舍人、诸率府中郎将，以避太子名。刘子玄本名知幾，玄宗在东宫，以音类改，则并及于太子矣。睿宗第四子隆范，第五子隆业，皆避玄宗去隆字，则并及于连名矣。古之讳者，讳其音不讳其字。崔玄暐本名曅，以字下体有则天祖讳改，更为谄而非礼。《旧五代史·唐明宗纪》：天成元年六月，诏曰：太宗时臣有世南，官有民部，应文书内所有二字，但不连称，不得回避。然又云：如是臣下之名，不欲与君亲同者，任自改更，则又孰敢不改者乎？《新史·杨光远传》云：光远初名檀，清泰二年（935年），有司言明宗庙讳，犯偏旁者皆易之，乃赐名光远。则转出于偏讳之外。《晋高祖纪》：天福三年二月辛丑，中书上言：唐太宗二名并讳，明宗二名亦同；人姓与国讳音声相近是嫌名者，亦改姓氏；与古礼有异。庙讳平声字即不讳余三声。讳侧声字即不讳平声字。所讳字正文及偏旁阙点画，望依令式施行。诏依唐礼施行。案语云：太原县有史匡翰碑，立于天福八年（943年）。匡翰，建瑭之子也。碑于瑭字空文以避讳，而建瑭父敬思，仍书敬字，盖当时避讳之体如此，此亦于不偏讳之义不合。《少帝纪》：即位之岁，七月戊子，诏应宫殿、州县及官名、府号、人姓名，与先帝讳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