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苦涩的面包（第5/9页）
这些还只是初步的胜利而已。关键战役尚未揭幕；旧时的悲伤仍在等待抚慰。艾伦面向平信徒和教士共同阐释了这一点，他这样写道：“仁慈的主，您知道我们时常一起哀悼：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多半余生乃至全部残年不得不在祖国之外的地方侍奉您，而这些侍奉最应献诸祖国，它本应是过往岁月中这些侍奉至为感恩之所；我们哀悼，我们的工作竟只能为陌生人所接受，我们能以生活和侍奉使之合意的竟是陌生人，而非家中至亲。”然而，只要他们秉持信仰，艾伦和同伴的侍奉就永远不可能合乎英格兰的意愿，除非有一位天主教徒荣登王位。
这里还存在另一重焦虑，也是另一个加快行动步伐的理由，所有英国流亡者均意识到了这一点，但艾伦却感受最深，因为正是他一手促成了当前的局面。从一开始，他便对派往英格兰的神学院学子委以重任，他们负责规劝信众，使之与异端分子保持距离，信众将不得参与国教的仪式，以免犯下致命罪行。艾伦感到，只有这么做，才能保持信众队伍的完整。不过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热诚的天主教徒必须公开自己的信仰，而此时新教徒对北方叛乱、教皇庇护五世的谕令、里多尔菲阴谋⑬ 和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仍然记忆犹新，这般行事着实会刺激他们紧绷的神经。
政府的回应乃是更加猛烈的迫害。为此，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在 1580 年终于被说动，同意对前任教皇颁布的谕令给予解释，但事态却因此进一步恶化。格里高利十三世表示，在伊丽莎白及其异端教唆者受到诅咒、被革除教籍的同时，根据“情势变迁原则”⑭ ，天主教徒仍旧可以服从她、尊其为女王，而不必害怕自己被革出教门，直到公开执行谕令可以召集所有虔诚的天主教徒履行反叛的职责为止。结果，天主教徒被允许“在所有国内事务中”宣称永远效忠女王，只要他们心中不忘使命，随时准备在良机闪现之时响应号召，推翻伊丽莎白，就已经足够了。为此伯利勋爵又陷入了恐慌，开始着手罗织新的叛国罪名和律令，这次针对的不是公开的言辞和行为，而是“精神和心灵中隐秘的叛国罪”。对天主教徒的迫害力度竟又再度加强。
面对拷问台和绞刑架，艾伦并不担心缺少慷慨赴死的英国教士。但是新教徒却有一样武器，比绞刑架更加有力。1559 年时，周日缺席教堂礼拜需要交纳 12 便士的罚金。到了 16 世纪 80 年代，罚金已上升到每月 20 镑，由于只有屈指可数的富人才能月复一月地缴纳得起这样一笔庞大的金额，议会竟然出台了相应法案，拖欠罚金的人将被合法没收土地和动产。在艾伦复兴英格兰信仰的历次计划中，他最为依仗的便是信奉天主教的土地贵族。但倘使继续遭受如此严苛的罚金盘剥，大地产所有者这个阶层就将难以继续发挥它的领导作用。庇护五世的谕令越晚执行，那些公开信仰的天主教中坚分子的处境就会越发黑暗和凶险，他们将逐步被贫困和虚弱缠身，与此同时，遭受“分裂者”背叛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这些“分裂者”是指参加国教仪式却对传统信仰报以同情的英国人。艾伦也非常倚重“分裂者”，但他知道，自从他有意割裂心怀同情的这部分人与公开信仰取向的天主教徒的联系以来，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前者与罗马、与罗马的公然追随者之间的纽带已经越来越弱。如果神圣的惩戒迟迟不能来临，英格兰的天主教派也许会衰弱到无力施援的地步，而没有他们的协助，艾伦确信，境外入侵的失败恐将难以避免。
这就是十年来艾伦始终急于实施计划的原因。然而事到如今，当机遇真的若隐若现时，就像这种事情每每发生的那样，艾伦却又感到仍有时间再做思考。熟悉的论据正在他的头脑中列队浮现。熟悉的梦境开始在他的眼前激荡。英格兰是一片敞开的土地。港口数量众多且环境安全。这里遍布牛群、给养丰富，便于就地补充辎重。她的城市兵力空虚，防守形同虚设。没有哪座城能够抵御一场为期三日的围攻。她的人民已经不习惯战争，绝不是西班牙老兵的对手。而且更重要的是，三分之二的英国人要么是天主教徒，要么对天主教暗怀同情。公开追随罗马的天主教徒将会立刻加入登陆的天主教军队。他们从来只是因为恐惧才屈从于女王，而现在他们已经解除了对伊丽莎白的效忠义务。一些属于“分离者”的显贵（艾伦手握着他们的来信）也会鼎力相助，他们或是出于良心考虑，或是野心使然，又或者是因为对女王及其身侧的受宠之辈愤懑不平。剩下的大部分人会作壁上观，观望事态的发展。只有那些在伊丽莎白的庇佑下飞黄腾达的得势者和冒险家，以及另外一些被称为清教徒的邪恶分子才会为女王作战，但是这些人（全部来自南部和东部诸郡）都已在安享逸乐和贪得无厌中腐化。他们难以与北部和西部的吃苦耐劳的天主教徒匹敌，后者以乡间的粗茶淡饭过活，仍然娴于刀剑。艾伦的眼前已经浮现出他们的身影，内维尔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