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煤山歪脖子树上的死结（第5/6页）

这不仅引起了温体仁和周延儒的强烈不满，更为关键的是也引起了崇祯皇帝对帝国官员结党的怀疑。结党，在任何一个朝代里，都是皇帝最为痛恨和恐惧的事情。温体仁和周延儒本来自我感觉良好，谁知道理想如此丰满，可现实却如此骨感，结果让他们措手不及。他们当然不愿就这样在现实面前低头。在共同的利益面前，两人决定联手。他们抓住崇祯皇帝疑心重的性格软肋，向钱谦益及其同党展开疯狂反扑。

周延儒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指责钱谦益及其同党在这次会推中暗箱操作。温体仁还专门呈上一本《直发盖世神奸疏》，直接攻击钱谦益在天启元年以翰林院编修之职主试浙江时，接受考生钱千秋贿赂。为朝廷选拔人才都敢徇私舞弊，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当阁臣。

这场会推之战，最终以钱谦益被革职听勘、钱千秋被重新提审而画上一个牵强的句点。事后，钱谦益及其同党分别受到处分。在这一战中，温体仁、周延儒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他们从此与东林党人结下了梁子。崇祯皇帝对于“党争”一向持否定甚至深恶痛绝的态度，而温体仁和周延儒等非党人士以“不组党羽”“忧国思民”的姿态出现，因此占得先机。

不久，东林党官员卷土重来，向温体仁和周延儒展开攻击。东林党的攻击波也是一浪高过一浪，他们甚至将温、周二人直接定性为“阉党”分子。可是在痛恨结党的崇祯皇帝看来，这时候弹劾温体仁和周延儒的人越多，就越说明二人没有结党营私，否则他们不会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受到的攻击越猛烈，崇祯皇帝对他们的信任度就越高。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群众越孤立的人，领导就越喜欢。

不过温、周二人比那些所谓的“党人”更加可怕，东林党人失势后，先前结盟的二人挑起了新一轮的“温周”党争。周延儒与温体仁组成内阁后，各自组党。在对待东林党和阉党残余势力的态度上，周延儒与温体仁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周延儒深知东林党人在帝国权力集团中的影响力，整走了钱谦益，已报了自己的一箭之仇。如果从长远角度考虑，得罪东林党人不是明智之举，只有拉拢东林党人，为自己培植更多的政治支持者才真正可靠。而温体仁的想法却是团结权力集团中的其他党派，继续打压东林党。

温体仁几次起用阉党官员，周延儒都投了反对票。当然，周延儒这么做的真正想法也是怕温体仁结党后势力太大，不好挟制。这时候，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呈现出微妙的改变，表面上还是合作关系，但暗地里已经势同水火。

温体仁整倒周延儒的手段算不上多么高明，无非是利用宦官，大打“辽东牌”。这也为崇祯一朝重蹈覆辙开了个头儿。在刚刚即位时，因为不信任武将，也是为了遵循帝国文官带兵的旧制，崇祯尽撤镇守中官。他就像是一个春播秋收的农夫，将那些文官像豆子一样撒在辽东这块肥沃且危险的黑土地上。这时候辽东和内地的战事屡遭失败，粮饷无着，而廷臣根本没有能力解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崇祯皇帝派遣内廷的太监监察各镇。结果可想而知。不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使太监专权的风气重新形成。

温体仁看到了这个问题背后暗藏的杀机，他私下重金贿赂太监，以“辽东”视察不力为由，将周延儒一脚踢出内阁。太监之祸本来就是帝国的第一祸端，而辽东战事更是帝国的一个死穴。如果将两者结合起来做一篇文章，那无疑是一把插进帝国心脏的利器。崇祯即位的第一年（1682年），温体仁接任周延儒成为内阁首辅。温体仁掌权后，“同官非病免物故，即以他事去”。这种不按规则出牌的做法，无异于在千疮百孔的帝国政治躯体又捅了刀子。

温体仁与周延儒之间的斗争完全是出于个人权力私欲的争夺，对于帝国人事制度的破坏性极大。在这之后，权力集团内部的党争进入不可控制的阶段。

崇祯皇帝不是聋子和哑巴，更不是一个傻子，他对官员弄权之事也有耳闻。崇祯深知党争之害，也备受宦官弄权之苦，所以与他的爷爷辈父亲辈相比，他从接手政权的那一刻起，心中的那根弦就一直紧紧地绷着。他始终没有找到更合理或是更铁腕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当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候，他只有被问题牵着鼻子走，被那些忙着瓜分权力的人牵着鼻子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