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有毒的“清流”（第2/5页）

就在上层官僚有意退出官场的同时，那些中下层官员也蠢蠢欲动，无心安于现状。

忽必烈统治时期的名人鲜于伯机的工资只有纸币二十六贯六钱六分，这在当时大概可以购买2担多大米。加上2担5斗大米的生活补助，薪水共计约合现在七八百元。鲜于伯机是当时的大书法家，会演奏乐器，诗歌写作也很有名气。他的职务是太常博士，正七品，大约相当于县处级，在中央机关从事具体的文教工作。一个县级干部的工资，还不够养活一个大家庭。

当时有位名叫揭曼硕的从五品监丞，其职务类似副局级长官助理。他住在京城大都双桥北面的旧公房中，每天步行十几里路到皇宫附近的机关上班，一年忙到头。就是这么一个官场劳模，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穷得最后还买不起一匹马。元代把人分为十等，即“一官二吏，九儒十丐”。当时有文人这样自嘲：我们这些人用权力换来的官职只在妓女之下、乞丐之上。原本为儒家文人所藐视的工商阶层，现在也赶上了好时光，他们的收入远远超过一个元朝国家公务员的收入。当时有位知府酸溜溜地说：“小商小贩，出门的时候还两手空空，晚上回来却能收获千金利润。”

就拿在封建时代处于百业最底层的演艺行业来说，收入也不见得比中下级官员的收入少。一个在乡村演出的杂剧班子，每位看客收费两百钱。就算每月有二十天演出，每天有百人捧场，月收入也在四百贯，折合白银两百两。这两百两白银是什么概念呢？它可以抵得上八名县处级官员的月俸加补助。

九儒十丐，这是一个让人看上去很妖孽的命题。科举制度的取消，让知识无法改变文人命运，让官阶无法兑现官员的合法利益，让权力只能交换无现实意义的规则，诺大的官场让士子们身无所恋。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他们能够选择的就是清仓而去，宁愿隐身乡间做一个自由的农夫，也不愿再贸然入市。全国各地，从权力系统的上层到底层，每天都在上演着拒官辞官，官员玩失踪的活剧。

山东地区的知名文人杜仁杰，朝廷多次征他做官都被他婉言拒绝，他的辞官理由是：只要赶上好年景，干什么都没有当一个庄稼汉快乐。维族人贯云石，曾经干过地市级的军分区司令员，还在京城当过高级文官，后来也称病跑到江南隐居起来。他说：人在官场祸福难料，不如过自得其乐的生活，来得安逸。蒙古贵族孛罗，曾经是一名御史，也放弃功名，混迹乡间。他对自己的为官生涯这样总结：黄鸡白酒好滋味，不再巡案惩奸猾。

士人无心眷恋纷纷扰扰的官场，将自己的身心放逐山水之中，归隐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

封建官场的淘汰规则是污吏驱逐良吏，一旦正直的官员的生存状态处于边缘状态，便轮到那些奸猾小人在舞台上群魔乱舞了。至少，素质低下的庸官可以得过且过，安享俸禄。整个元朝的国家机器锈迹斑斑，权力结构受到了来自士人集团的强烈冲击。

士人大多都是志向远大、矜持清高之辈，他们对现实政治往往抱有积极进取的态度，可以说是儒家经典所培育出来的官员典范。但如果他们生不逢时，官场腐化的事实将会使他们的生存空间遭到致命的挤压，而在奋力反抗而又无能为力后不得不走向另一极端—归隐，索性眼不见心不烦。

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在封建政治体制下，士人的“独清几率”究竟能有多大？如果让一个“清者”陷入无数“浊者”和潜规则的重重包围之中，他还能将这个“清”字招牌死扛多久？他能够坚持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清流者的逆向法则

在古代官场中有所谓的“逆淘汰”法则或精英淘汰法则，就是指在那些有真材实料和道德操守的官员，往往会在现实中遭到冷遇、排挤和打击、压制，乃至被最先淘汰出局。而与之伴生的现象是，当官员中的优秀分子被淘汰出局后，那些缺乏才具，能力平庸，境界低下，道德品质较差乃至恶劣的庸人甚至坏人，他们反而因为善于投机钻营和趋炎附势，而成为官场竞争的胜利者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宋代的苏辙曾形象地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君子斗不过小人”现象。